皇帝把儒家思想作为招牌，却不给儒生以管理国家的权力，反而任用并不信奉儒家观念的胥吏来进行残酷的治理。这个时候，在君、吏、士三者的关系当中，原有的均衡被打破，君主的力量凸现，而酷吏正是君权的直接体现。

张汤的利害计算

酷吏是中国古代官场的特殊群体，我们都知道“合法伤害权”是官家安身立命的本钱。而这种本钱在酷吏身上得到了最大化的展示，他们把这种参与权力分肥的本钱用到了极致，甚至超出了人类的思维。酷吏的酷，是对于犯法者动辄处以极刑，杀头无数的表现手法。在权力系统秩序井然的官场上，酷吏是一伙善于投机的人。在皇权遇到麻烦，需要酷吏站出来清除障碍的时候，也正是酷吏迎来美好时代的良机。他们会不断将自己的“合法伤害权”升级换代，将这种伤害能力兑换成“政绩”以获得提拔。而对于政绩的评定又取决于官家集团的利益计算，酷吏总是很容易就浮出了权力的水面，成为一支强劲反弹的潜力股。

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汉武帝突发奇想决定制造白鹿皮币。白鹿皮币的提法，的确是疯狂者的疯狂想法，这主要是因为汉武帝刘彻信方术所致。古人经常以白鹿为瑞祥，白鹿出没，则与仙人为伴。后来的说法更加玄乎了，说：“鹿寿千岁，满五百岁则其色白。”尽管刘彻那个年代还没“满五百岁则其色白”的说法，但白鹿被视为吉祥之物的说法已经确立。

下面我要说到的这个人，叫颜异，时任大农令，也就相当于国家的农业部部长。

作为部级干部的颜异很能干，也非常廉洁，综合考评来看也算是一个好官。汉武帝对他还算器重，将他提拔到九卿的位置上。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被封为“九卿”，“九卿”是秦汉时期对中央各部门长官的一种尊称。

汉武帝刘彻就征求颜异对造白鹿皮币的意见，颜异并不客气，明确表示反对。他说“现在各王、侯朝贺用的礼物都是白色的玉璧，价值只几千钱，主次很不相称。”

刘彻本来是想听好话的，结果碰了一鼻子的灰，所以对颜异的言论很不满意。

皇帝的心理反应是下边人揣摸的重点，看一看那些权臣们又有几个不是皇帝肚子里的蛔虫。颜异这种官场一根筋的人物，每个时代也都少不了。没有一根筋，又何以衬托出其他人的八面玲珑。

有人就根据刘彻不高兴这一政治动向，给颜异“找荐儿”了。估计这拨“找荐儿”的人，多数是颜异的政敌。

于是“找荐儿”的人就站出来告发了颜异，汉武帝就派长安吏张汤负责这个案子。善于捕捉政治风向的张汤本来就与颜异有旧怨。对于张汤来说，这是一个将颜异整趴下的天赐良机。

没有等到张汤亲自动手，就有人站出来告发颜异。告的是什么呢？很怪，只是一个表情。

有人说：颜异与客人谈到缗钱（西汉时期出现的新税目）等法令时，他的表情不对。客人说这些法令制定得不符合国情，扰民。颜异当时一句话没说，只是微微地撅了撅嘴唇。

张汤就抓住这一微妙的动作，开始大做文章，向汉武帝上奏说：“颜异见法令有不恰当的地方，不到朝廷陈述，反而在心里非议，应判死刑。——罪名就叫“腹诽”。

张汤真是太有创意了，张嘴就给人定下一个罪名。比较一下我们会发现，这要比一千二百年后整死岳飞的“莫须有”罪名，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张汤给人定罪的艺术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张嘴就在中国历史上创立了一个新的刑名，叫“腹诽罪”。顾名思义，你就是一句话不说，心里有不满也照样能治你的罪。张汤这种给人定罪的艺术，来自于他在司法实践中的大量总结。他总结出的理论很有“后现代”气息，可以称为“政治上正确”的始祖。理论不算太高深，但实用性却非常强大。

史书是这样评价张汤的，“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予监史轻平者。”

用现在的话来说，皇帝如果想要给哪个犯罪嫌疑人（一般是大臣）加罪，善于揣度圣意的张汤就吩咐手下人多多搜罗证言、证物，甚至不惜造假，给那个人套上重罪；相反，皇上要想从轻处分的，张汤就采取另一种办法，让手下少用证据，甚至毁灭证据来达到为罪犯减刑的目的。也就是说张汤的脑袋是扛在皇帝的肩膀上的，他内心的利害计算，是建立在皇帝满不满意的基础上的。

在张汤的一手操办下，汉武帝时期恢复了汉初废除的连坐法、族诛法、妖言诽谤罪等严刑峻法；对那些应判刑的罪犯也是毫不留情，全部施以重典。

张汤的闪亮登场，使得文景盛世宽厚之风荡然无存，西汉也由此进入了酷吏的美好时代。

这时候的汉武帝为加强封建大一统，罢百家尊儒术，推崇董仲舒的新儒家学说。张汤也是为时代而生，他一边上书请求选派儒家博士为廷尉史，辅助自己来办案，一边又多次就朝堂重大案件代表天子及官方前去咨询已经还乡退隐的董仲舒，以他的意见作为重要的审判依据。在儒家经典里，为严刑酷法找依据。我们不得不感叹，张汤真是个司法天才。

从此张汤和他的那些同事们断案，言必《六经》，因此这一时期被史家称为“春秋决狱”。真是难为张汤了，他一边要迎合皇帝的旨意，一边又要附会古人之义。迎合皇帝是为了不犯错误，附会古人是为自己行使合法伤害权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像张汤这样的酷吏，虽然知道挂着儒家的羊头来卖狗肉，但并不能说明他们真就是一群具有儒家意念的人。

张汤小时候，他的父亲任长安丞一职。有一次出门，留下张汤一个人在家。谁知道家里的老鼠多，把肉偷吃了。张父非常生气，就把张汤拎过来揍了一顿。张汤内心不服，就掘了老鼠洞，逮住老鼠，取出那块肉。然后自己搞了一个模拟法庭，将老鼠和那块肉丢在堂下，宣布罪状，拿出刑具。张父在旁边看着，张汤的一言一行完全不像一个孩子，就像一个有着多年断案经验的老狱吏，张父非常吃惊，于是就让张汤从一个书记员干起了胥吏这一行。

这一细节好似一出精彩的戏剧。仔细分析这则材料，我们可以发现张汤所受的教育只是“刀笔吏”的专业教育，他对儒家经典是陌生的。也就是说他掌握的只是断案的“技术”层面，而隔膜于一种终极性的观念和信仰。

像他这样的胥吏，“能力”完全是来自于“实践经验”。他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会用实用主义的立场来处理所有的事务。

张汤的飞黄腾达，首要原因在于他在成功之前还是很低调的一个人，也善于编织官场关系网，打下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张汤得到了汉武帝刘彻的充分信任。

张汤的一言一行从汉武帝的这个角度看去，无不是唯皇命是从。正所谓一流的奴才，三流的忠臣正是说的这号人。

这样一来，汉武帝自然认为他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才，理所当然地应该重用他，赋于他大权。张汤断案也不是逮着案子就死咬不放，他断案大多是有选择性的。比如遇上汉武帝讨厌的，就落井下石加重刑罚；遇上汉武帝喜欢的，就寻找借口法外开恩；遇上汉武帝不关心而与自己有隙的，就毫不留情一审到底，以排挤仇家为政绩，在维护皇权的幌子下最大程度地扩张己欲。

名义上万事由皇帝一人裁决，其实最终决策权却完全被张汤的个人意志所引导。

位列三公后的张汤仗着有汉武帝的宠信，常常干下一些越权的事情，权势远超丞相。他在朝堂上肆无忌惮地谈论国家大政，忽悠得汉武帝忘而废食迟迟不退朝。皇帝不退朝，害得其他大臣们也没办法准时下班。

张汤因病不能上朝时，汉武帝竟然会御驾前往张府探望，做臣子做到如此地步，应该是拉风到极致了。

当时西汉和匈奴多年的大规模战争导致国库空虚。为解决财政危机，汉武帝又让张汤来主管经济改革，负责制造白金货币和五铢钱，实施盐铁用品专卖法案，到处张贴缉拿令，严刑打击豪强富贾，酷法压迫平民，一时之间，全国上下陷入通货膨胀，百姓怨声载道。

最后张汤居然混到了万夫所指的地步，本来可控制的经济危机也被人为恶化成严重的权力危机，这就好像不义的辉煌总逃不过惨淡的收场，张汤的飞黄腾达也走到了尽头。

张汤最后并没有捞到一个圆满的结局，最致命的原因在于他的两面性格，执法太过冷血，由此结怨太多，最后被自己的皇帝所抛弃。

张汤在这里做了冤大头，他捞取的酷吏恶名都是拜一人所赐，那就是他所效忠的皇帝。为了维护皇帝的颜面，张汤时时处处按照皇帝的指示精神在做人和办事。说到底，他不过是皇帝豢养的一条忠狗，忠心耿耿，专以咬人为己任。一生的事业，无非是替皇帝看住其他官员，一不许他们有贰心，连私下的牢骚都不能有，若有，就用鼻子嗅出来，满门抄斩。二不许他们浪费皇家的银子，少花钱多干事，最好是让马儿跑，又不让马儿吃草。

然而问题是，那些被张汤看住的官员，其实也同样是皇帝豢养的猎犬，为皇帝看家护院，维持秩序、征收钱粮。虽然说，某些官员可能没有张汤这样的忠心赤胆，可以过苦日子还屁颠屁颠地东奔西走，不辞劳苦，但也都是皇家离不开的。说白了，官家的权力体系，不就是靠这些人在支撑门面吗？

我们来看一看张汤任侍御史、专司刑法时经手处理的三个案子。

第一个案子是“巫蛊”案。汉武帝还没有登基前为胶东王时娶陈阿娇为王后，登基后封为皇后。帝后感情虽笃，遗憾的是陈皇后始终没能为汉武帝生下接班人。一次汉武帝巡游至姐姐平阳公主府邸，看中了平阳公主府上的歌女卫子夫(其弟就是大将军卫青)，遂将其纳入宫中，因为怀孕生下皇子而三千宠爱集一身。陈皇后不甘心失宠，召女巫楚服为其祈祷，以图汉武帝能够回心转意。时间久了，就引起汉武帝的怀疑，汉武帝就命张汤来审理这个案子。楚服仗着背后有皇后为自己撑腰，并不买账，从而激怒了张汤。张汤一怒之下将楚服以“巫蛊”定罪，牵连到宫中三百余人，均被处以死刑。此案办得快速利落，皇帝一高兴，张汤官也就做大了，不久擢为廷尉，成为最高司法长官。张汤办的这个案子纯粹是为了迎合汉武帝不满皇后妒忌的需要，基本上是一桩冤案。但对仗势蛊惑人心者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皇帝后宫的安全来说却是绝对有利。但也由此得罪了宫中一部分人。

第二个案子是淮南王刘安谋反案，这个案子倒是证据确凿，张汤明白谋反大案都是皇帝最为忌恨的案子，从律令来说又是十恶不赦。谋反案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牵涉面广，人数多。人少是反不起来的，所以张汤在办这个案子时手段异常酷烈。审讯的时候，他将所有能让人魂飞魄散的刑具全部搬上大堂。数百案犯，或鞭笞，或刀割，或签扎，或火烙，或烟熏，无所不用其极，每到审讯之时，全堂上下鬼哭狼嚎，血流满地，惨不忍睹。仅此一案，就有二万多人受到牵连而被诛杀。

张汤办的第三个大案仍旧是谋反案。在审理淮南王谋反案时，张汤已经侦得衡山王刘赐也参与同谋，但武帝不想牵连过多，就将此事压了下来。孰料三个月后，刘赐的太子刘爽上了一个奏折，告他的弟弟刘孝与父妾通奸，并与父亲串通谋反。武帝下令张汤立即查办。刘赐自杀。此案也造成二万多人被杀。

第二和第三个案子共诛戮四万多人，可谓杀人如麻。在张汤这样的酷吏眼中法律是极不稳定的，可以根据需要对法律加以解释和利用，可以随意放大法律的伤害权。特别是在迎合官家集团需要时更是随意地曲解法律。

张汤“眼中的世界”无所谓法律不法律的，只要皇帝需要的就是法律，反之不需要的就可以置法律于不顾。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得到皇帝的欢心，受到器重，最终可以达到一种挟天子以压百官，挟刑威以虐万民的目的。

张汤迎合主上的目的是为自己手中的权力寻租，借此为放大自己的“合法伤害权”寻找政治上的靠山。换句话说，也是为日后曲解法律寻找正当性的根据，最终达到一种自己能随意地出入人罪，曲解法律的状态。由于法律规定的刚性和具体案件的个性，也需要法官根据具体案件进行平衡，这为酷吏们曲解法律提供了正当性的借口。欲其生则附生义，欲其死则附死比。欲生欲死全在其自由裁量之下，曲解法律为个人服务，使得官家权力再进行一次寻租。而公权力在任何朝代都是禁止寻租的，迎合人主的需要就等于是为权力寻租上了保险。

这三件案子张汤办得相当漂亮，也由此得到了汉武帝更多的宠信，就在衡山王谋反案办完的次年张汤就升迁为御史大夫，地位仅次于丞相。

像张汤这样的酷吏阶层是附属于政治统治者的次统治阶层，是统治阶层在政治上的私人打手，具有特殊的政治合法性，因此，历来都受统治者的欢迎，也可以说他们是统治集团直接放在民间和大臣们中间的“一双眼睛”。

张汤作为皇帝一手提拔起来的酷吏，在汉武帝的授意之下疯狂地打击那些豪强权贵。

汉武帝时期之所以屡出重拳依靠酷吏来打压豪强，有他的政治目的，主要是中央政权与地方豪强在经济领域的二元对立，打压豪强的目的是为了“国进民退”。

张汤作为一柄利器，被汉武帝深深地扎进豪强们的心脏地带。

汉武帝利用张汤这样的酷吏诛灭豪强，并借助张汤们之手，推行严酷路线。

在严打豪强的过程中，由于程序正义的缺失，酷吏捞取政治资本心切，有时也将打击面扩大化，经常殃及平民。酷吏杜周为廷尉，每年要办一千多个案子，大者数百人，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里，近者数百里。犯人如有不服，以掠笞定之。最终“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有余万”，在这庞大的犯人队伍中，谁知又有多少冤狱，多少枉骨？

酷吏吃香，酷卒也跟着成为职场红人，黑狱风云可屡自泛黄的史册中窥见。《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周勃感叹“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并记周亚夫在狱中不食五日，呕血而死。不吃饭也许可致人死，但不至于呕血死，这也许是当时黑狱的一种例行死法吧？《史记?李广传》记其不愿对刀笔吏，自刎而死；《汉书?司马迁传》记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可见西汉狱吏之尊，且大多都属于法外之刑；从酷吏到狱卒，没有几个人是按照法律程序在走。

然而酷吏的下场，往往像他们的名字一样也很残酷。因为一个非法治社会，没有规则的社会，往往是吞噬所有人的社会。非法执法者怎能保证，他自己有一天不会被另一个非法执法者给法办了呢？

张汤这种动辄就见血封喉的做法使权贵们感到威胁，为了求得自保，他们只好联合起来必欲除之而后快。犯了众怒，而又能安居高官者，大都靠的是皇帝的宠信，历朝的皇帝几乎都有这种毛病，官僚集团越反对谁，他就越要宠信，非要跟官员们较这个劲。

但是不要忘记一点，皇帝宠信大臣，就跟宠爱妃子一样，时间一久，难免会生腻。这时候，宠臣倒霉的日子就到了，张汤也是如此。这些年为皇帝鞍前马后积攒了很多怨气，朝堂上很多人瞪着血红的眼睛寻找着机会，一个置他于死地的机会。

公元前115年，汉武帝元鼎二年，由于盐铁收归中央政府独占，极大损害了同姓诸侯国的利益，再加上以前的个人恩怨，赵王刘彭祖率先指控张汤与其下属鲁谒居合谋诡计危害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