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士族来说，门第族望高于一切，因为这是他们通向权力的登云梯。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要想尽一切办法延续自己的“高贵血统”，保持自己家族血统的纯洁性。中国人讲究婚姻的门当户对，应该与此有关。士族之间互相通婚，拒绝士庶联姻。在平时生活中，他们也鲜有交往，偶有交往，也是点到即止。士族为了明确自己的身份，采用了各种办法，其中编撰“家谱”最是风行。他们希望借此将祖上的荣光照进现实。

那些把持着高位显职的士族大鳄们也利用自己手中的公权力，助长这种风气的蔓延。尤其在朝廷取仕用人方面，组织上是一定要“稽族谱而考其真伪”，用来防止庶族人员假冒。宋、齐之后，政府还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谱局”，其实这个“谱局”在很多时候所表现出来的状况是完全不靠谱的。士族为了标榜自己炫目的身份，还专门发明了一套烦琐的礼仪。例如，当时在士流官宦中间，流行一种避家讳的风气。

也就是说，在这班人面前，绝对不能舌头打滑说出他们祖辈任何一人的名字，就连同音不同字也不行，必须找其他义同音不同的字来代替。否则的话，便是犯了忌讳，搞不好就抓你去蹲班房或者暴力相向。东晋时王忱去拜访太子洗马桓玄（桓温之子），桓玄设酒宴招待。王忱因为刚吃过寒食散，不能喝冷酒，于是连呼左右将酒拿去温一温再饮。没料到这一嗓子触犯了桓玄父亲桓温的名讳。桓玄感受到了莫大的耻辱，可他又不敢得罪这位望族，一时之间情绪激动竟在酒席之上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说实话，就是王忱有所准备，一般人要想在日常交往中不犯别人的忌讳，难度系数还是相当大的。但当时也有一些高人，却能够做到“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真是让人佩服之至。

在这种动辄就往脸上贴金的门阀制度下，士族成为当仁不让的特权阶层。比如梁武帝在对待自己的亲属和士族时，不许动用法律。也就是说法律对这些特权阶层来说，是无效的；换句话说，法律只对庶族和寒门人士造成伤害。士族人员犯罪，可以得到宽大处理或者直接赦免。而老百姓犯罪，就会立马撕去温情的面纱，如该连坐的，无论老幼都不能幸免；一个逃亡，全家人都跟着“沾光”罚做苦工。另外士族还享有免税权，因此他们多兼营商业，赚的每一分钱都能进自己的腰包。东晋时期，山阴的豪强士族们纷纷走经商之路，用手中的权力去兑换现实的利益。谢安有一个同乡被罢官后从广州回建康，带来蒲葵扇五万把。谢安取一把自用，不知不觉中充当了一回广告代言人，建康的士人们都跟在他后面争出高价购买，该同乡获利数倍。士族还享有免役特权，也就是不用扛枪到边境站岗放哨。齐朝与北魏接境的扬、徐二州，三个人中间有两个人要去服兵役。为逃避繁重的徭役，民众被迫或自斩手足，或投靠士族为奴，称为“属名”，附属于士族户下，为户主服役，比服官役稍轻。

这种等级森严的士族制度，破坏了封建官家的权力结构，就连组织上选拔干部也既不问文武才能，更不看吏治考绩，只要有个好爸爸或者好祖宗。凭借祖上积下的那点阴德，便可青云直上，高官显贵。在当时的市面上流传一段话：“上车不落则著作（郎），体中何如则秘书（郎）。”就是说，那些士族子弟生下后，只要到坐车掉不下来的年龄，便可做著作郎；只要会写在信中写两句问候的客套话，便可当秘书郎。

士族子弟生活上不差钱，政治上不操心，高官厚禄从他们呱呱坠地时就早已注定，这不是命又是什么？

士庶之间有着云壤之别，可并不代表门阀士族就强大到了没有权力软肋。比说说，当时的门阀士族的地位正在受到新兴寒门地主的挑战和威胁。这种威胁来自于枪杆子，因为这时候的军权就掌握在皇室和寒门出身的武将手中，枪杆子自然就撑起了腰杆子。

既然士族有那么多的既得利益，庶族地主也不愿意只讲奉献，看着对方吃香的喝辣的。于是他们也就想办法拼命往士族地主阶层里钻，而钻营的主要办法，就是修改黄籍。放在今天来说，就是修改户口本。当时的户口本是用黄纸书写，所以称黄籍，像每户家里有多少人，祖上做过几品官，担任过什么职务，有过什么军功，跟哪些人家结过亲，是和尚还是道士，黄籍上都记得清清楚楚。也就是说，谁家是士族谁家是庶族，一查黄籍就清清楚楚，因此像收赋税和派徭役等不少官差，也都以黄籍为准。

趋利避害是人性的本能；既然有空子可以钻，谁还愿意当那冤大头二百五？因此，庶族地主挖空心思想挤进士族的队伍里来，那时候想搞个士族的户口比什么都难。难归难，总还是有办法的，而且方法还不止一条两条。比如说冒充士族、假报祖上有过什么军功、假冒和尚道士、增丁加口的时候瞒报户口、人还活着就在黄籍上将其注销户口……当然，这样做的前提就是必须买通管理黄籍的官吏。史料记载，当时只需要花一万钱就可以贿赂管理黄籍的官吏，就能把庶族身份改成士族。

既然能通过这样一种手段，实现身份的改变。于是有钱有门路的庶族人员纷纷走此捷径，造成庶族地主假冒士族地主的现象愈演愈烈，纳赋税和服徭役的人也就越来越少，朝廷的收入自然也在不断减少。这样一来，最着急上火的人是坐在宫里喝茶的皇帝。都去当士族了，他找谁吃拿卡要啊？

南齐的开国皇帝齐高帝萧道成决定采取措施，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士族队伍不能再这么无休止地扩容下去，必须“检籍”，也就是做好人口普查。巧的是检籍刚刚启动，齐高帝就病死了。继位的齐武帝继承了先皇的遗志，并且设立了检籍官，专门负责清查户口。

这样折腾来折腾去，麻烦就折腾大了。买卖户口，改换士庶门庭，本来是制度漏洞下，人人都可以去钻的空子。可政府这么一扎紧口袋，将那些还没来得及钻进袋子里的人生生地堵在了门外。中国自古以来的法治传统，有一条约定俗成的习惯做法叫“法不责众”。可如今皇帝较真起来，要动真格的了。政府出台的政策是：凡是清查出来的冒牌士族、假和尚、假道士，就罚他们到边远地方充军。清查户口使得庶族地主跟朝廷的矛盾，庶族地主跟士族地主的矛盾，普通老百姓跟统治者之间的矛盾都骤然升级。每个集团都在与规则较劲，都在打着各自的利益算盘。

尤其那些已经花钱托关系办好户口的庶族地主，他们本来很享受这种“山寨版”的士族生活，可如今皇帝查户口破坏了他们的好梦，注销了他们的假户籍不算，还把他们发配到鸟不拉屎的地方去充军，这等于是要了他们的半条命。当时南北对立，战事频繁，敌国并不知道对手是南朝地主，家里有的是钱，况且即便知道也不会刀下留情。大家都是各为其主，你砍我一刀，我绝对要砍回来，战场上容不得一丁点儿犹豫和软心肠。

于是，查户口带来的不稳定因素，越积越重。能量积聚到了齐武帝永明三年（公元485年），浙江就爆发了那场富人革命—唐寓之起义。

唐寓之是土生土长的浙江富阳人，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有名的风水先生。浙江富人多，所以唐寓之的祖父和父亲的生意也非常好，他们通过看风水进行家族资本的原始积累，生活也相当富裕。有钱就有油水可捞，检籍官在清查户口的时候，想借机敲诈勒索，硬说他家的户籍存在问题，要把唐寓之捉去充军。要知道，在任何年代，富人不光有钱，还有一副牛脾气。愤怒青年唐寓之内心这把愤怒之火被点燃，他对检籍官的诬陷严重不满。放眼望去此时各地反对检籍的人越来越多，老百姓与检籍官之间发生血腥冲突的事件不断传进唐寓之的耳朵里。他预感到，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经到来了。他们这帮庶族地主缺的并不是钱，而是一个名分。这个名分代表着权势和利益，他发动起义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有多了不起，他是要通过暴力手段拿回自己应得的。

唐寓之还是有准备的，他也知道起义这种高风险高回报的投机行为，需要借助神力，拿一些迷信和宗教说事，来宣扬自己有获得权力的合法性。唐寓之也照方抓药，到处宣扬自己家的祖坟冒青烟，显露出帝王之气。唐家子孙称王道帝，是上天早就安排好的，现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他还使出当年陈胜、吴广起义时的绝招，所不同的是陈、吴二人是在鱼肚子里藏绸子，加上半夜鬼火学狐狸叫，而唐寓之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偷偷让人铸了一枚玉玺似的金印，说是在山上捡到的神器。意思是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唐寓之的前期工作收到了奇效，一下子就忽悠来了四百多名不明真相的农民，在新城（今浙江新登县东）举旗起义。

唐寓之这边一摇旗，有三万多因户籍问题被罚充军尚未踏上不归路的人们，听说后也投奔而来。队伍不断扩张，既有地主，又有农民，但主要是那些假冒士族、和尚、道士的庶族地主，所以我们说它是“富人起义”。唐寓之起义，选择的时机也挺好，利用会稽太守王敬则去朝拜皇帝、不在任上的空当儿。

富人不光会挣钱，打起仗来也毫不含糊。他们先是攻下富阳城，第二年春天破袭桐庐（今浙江桐庐县西），相继占领钱塘（今浙江杭州）、盐官（今浙江海宁县西南）、诸暨、余杭。然后又分兵进击，一支部队攻袭了东阳郡（今浙江金华），杀了齐武帝的族叔东阳太守萧崇之；另一支部队攻取山阴，势如破竹，一直打到曹娥江。事实证明，庶人唐寓之的目光过于短浅，只满足于眼前取得的胜利，自以为大事已成，便匆忙在钱塘称帝，设置文武百官，建立起一个“吴”政权。等到齐武帝集中地方军队杀来的时候，他只有仓惶逃窜的份，最后只落得一个兵败身死的下场，一场富人起义的闹剧最后沦为一场惊天的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