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十分清楚，虽然扔掉了手稿，但我仍然无法阻止迦梨之歌在脑子里回荡。
阿姆丽塔和我继续住在原来的房子里。我们忍受着朋友们没完没了的建议和同情，可是在那个严寒的冬天，我们越来越少见到外人。与此同时，我们也越来越少见到彼此。
阿姆丽塔决定写完自己的博士论文，她每天总是起得很早，在学校里教完课以后，她就在图书馆里泡着，晚上修改论文，继续学习，然后早早上床。而我起得很晚，我经常在外面吃晚饭，然后混到深夜才回家。阿姆丽塔大约晚上十点结束学习，然后我就会占据她的位置，一直阅读到凌晨。在那没有阳光的几个月里，我什么都读——斯宾格勒、罗斯·麦唐诺、马尔科姆·劳瑞、黑格尔、斯坦利·埃尔金、布鲁斯·卡顿、伊恩·弗莱明，还有辛克莱·刘易斯。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在书架上摆了几十年却从未翻过的经典作品，还有从超市里买回来的畅销书。我什么都读。
二月，一位朋友给我介绍了波士顿北边一所小型学院的临时教职，我接受了他的好意。刚开始我每天往返，但没过多久我就在学校附近找了一间带家具的小公寓，从此以后我就只有周末才会回到埃克塞特，甚至好几周都不回去。
阿姆丽塔和我从来没有谈过加尔各答的事儿。我们也绝口不提维多利亚的名字。阿姆丽塔退回了数论和布尔逻辑的世界里，看来她在那里过得比较舒适：在那个世界里，一切都严守规则，真值表可以通过逻辑推导得出。而我留在外面，陪伴我的只有笨拙的语言和变幻莫测的荒谬现实。
我在学院里待了四个月，要不是有位朋友打电话通知我阿姆丽塔进了医院，我可能根本不会回到埃克塞特。医生给她下的诊断是急性肺炎兼劳累过度。她在医院里住了八天，回家后又因虚弱继续卧床休养了一周。那段时间我一直待在家里照顾阿姆丽塔，种种细节让我逐渐找回了以前的柔情蜜意，但接下来她马上宣布自己已经好些了。六月中旬，她重新投身于计算机前，我也回到了自己的公寓。我感觉怅然若失，就像体内有个巨大的黑洞，正在将我吞噬。
六月里我买了把鲁格手枪。
我在学校里认识了沉默寡言、个头矮小的生物学教授罗伊·贝内特，四月，他邀请我加入他的射击俱乐部。多年来我一直支持禁枪法案、厌恶手枪，但是那个学年末的大部分周六我都和贝内特一起泡在靶场里。在那个地方，似乎就连孩子都很精通双手握枪、双腿分开的射击姿势，而我此前只在电影里见过这个动作。如果有人需要去对面回收靶子，所有人都会礼貌地放下武器，微笑着从瞄准线旁退开。很多靶子都做成人体的形状。
有人建议我给自己买把枪，罗伊面带微笑，以传教式的热忱向我推荐了点二二口径的打靶手枪，他说这是不错的入门装备。我点头表示同意，但是第二天我立即买了一把价格不菲的7.65毫米复古鲁格。卖枪的女人说，这把自动手枪是她亡夫的宝贝与骄傲。随枪附赠的还有一只漂亮的手提箱。
我一直没有真正掌握大家推荐的双手握枪姿势，但已经能够颇为熟练地射穿二十码外的靶子。我在靶场上度过了很多个黄昏，夕阳在地上照出长长的影子，清脆的枪声此起彼伏。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但我每一次举起那涂过油、校过准的武器，都会感觉它潜藏的力量流过自己的身体，就像喝下一杯很烈的威士忌。我眯起眼睛谨慎地瞄准，耳畔传来震耳欲聋的枪声，突如其来的后坐力震动我僵硬的胳膊，在我心中激起一阵近乎狂喜的情绪。
阿姆丽塔康复后的一个周末，我带着那把鲁格回到了埃克塞特。一天半夜，她走下楼梯，发现我正在摩挲刚刚上过油、填满了子弹的武器。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看了我很久，然后一言不发地返回楼上。第二天早晨，我们谁也没提这事儿。
“印度出了本新书，轰动极了。我听说是一首史诗，讲述迦梨的故事，那是他们的一位守护女神。”那个书商说道。
我到纽约来参加道布尔戴出版社的派对，主要是为了免费的酒水。当时我正站在阳台上，挣扎着要不要去拿第四杯威士忌，就在这时候，我听见了那个书商对着两个分销商高谈阔论。我走过去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拖到阳台的角落里。这个人刚刚参加了新德里的一场书展，他并不知道我是谁。我解释说，我是个诗人，对印度的当代作品很有兴趣。
“是的，呃，恐怕我也没法告诉你这本书的更多细节，”他说，“我提起它只是因为这本见鬼的书似乎不太可能在我们这儿卖得很好。真的，只是一首长诗而已。大概印度的知识分子会激动得发狂，但是当然，我们不会有兴趣。诗歌在美国本来就卖得不好，更别说……”
“那本书的名字叫什么？”我问道。
“那个名字挺有趣的，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大概叫迦梨珊布哈，或者迦梨萨巴，诸如此类的名字。我之所以记得，是因为我曾经跟一个名叫凯莉·萨默斯的女孩共事过，我注意到……”
“作者是谁？”
“作者？抱歉，我想不起来了。我之所以记得这本书，完全是因为出版商铺了很多货，但我从未真正留意过它的内容，你明白吧？脑子里只记得那么一大堆书。在德里每一间酒店的书店里，我总会看见它蓝色的封面。你去过印度吗？”
“达斯？”
“什么？”
“作者的名字是叫达斯吗？”我问道。
“不，不是达斯。”他回答，“至少我印象中不是。应该是个很难拼的印度名字。”
“是不是叫桑贾伊？”我追问。
“抱歉，我不知道。”书商说。他开始有些不耐烦了，“有什么区别吗？”
“不，”我说，“没什么区别。”我离开书商，独自靠在阳台栏杆上。两小时后，月亮已经升到了这座城市锯齿般的楼群上空，我依然待在那里。
七月中旬，我收到了一张照片。
不用看邮戳我就知道信来自印度。薄薄的信封散发出那个国家的气息，上面盖着加尔各答的邮戳。我站在车道尽头，站在高大的白桦树浓密的树荫下，拆开了信封。
我第一眼看见的是照片背面的留言，只有一句话：达斯还活着。照片是黑白的，很不清晰。前景里的人被闪光灯照成了白晃晃的一片，而后面的人看起来和剪影差不多。尽管如此，我还是立即认出了达斯。他的脸上疤痕累累，鼻子完全变了形，但是麻风的症状远远没有我见他的时候那么明显。他穿着一件白色上衣，手向前伸出，仿佛在对着学生强调什么事情。
照片里的八个男人围着一张矮桌坐在垫子上。闪光灯照亮了达斯背后剥落的壁画和桌上几只脏兮兮的杯子。除了达斯以外，还有另外两个男人的脸清晰可辨，但我不认识他们。我的目光停留在达斯右侧的剪影上。光线太差，那张脸的细节十分模糊，但我依然看到了猛禽似的鼻子和雨云般蓬乱的头发。
除了照片以外，信封里别无他物。
达斯还活着。那我能怎样？M.达斯又被那个婊子女神复活了一次？我站在那里，再次凝视照片，屈指轻弹。谁也看不出来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阴影里的人是克里希纳吗？那个人的头和身体微微前倾，看起来充满攻击性，我有一种感觉，那的确是他。
达斯还活着。
我转身离开车道走进树林。低矮的灌木从脚边擦过，空虚感在我体内积蓄旋转，仿佛随时可能裂开一道黑色的口子。我知道，一旦那道黑暗之门开启，我将再也无法挣脱。
我走了四分之一英里，溪流越来越宽，再往前走，它就会汇入一片沼泽。我在林间跪下，把那张照片撕成细碎的小片，然后推开一块大石，把纸片洒在松软暗淡的泥土中，又把石头推回原地。
回家路上，我脑海中一直盘旋着同一个画面：潮湿的白色物体拼命朝土里钻，试图避开外面的光线。
那天晚上我打包的时候，阿姆丽塔走进房间。“我们得谈谈。”她说。
“等我回来。”我回答。
“你要去哪儿，博比？”
“纽约，”我说，“就去几天。”我将另一件衬衫放进箱子，下面是那把鲁格和六十四发子弹。
“我们必须谈谈，这很重要。”阿姆丽塔伸手搭在我胳膊上。
我往后退开，拉上黑色行李箱的拉链。“等我回来。”我说。
我把自己的车留在家里，乘火车前往波士顿，叫了辆出租车赶到洛根国际机场，然后登上晚上十点环球航空飞往法兰克福的航班，转机抵达加尔各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