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各答，你在市场上售卖

勒脖子的绞索。

——图沙尔·罗伊

那天晚上我梦见了错综复杂的廊道和洞穴，然后梦里的场景突然变成了芝加哥南面一处批发家具的仓库，大二的夏天，我曾在那里打过工。仓库已经关门了，但我仍在无数塞满了家具的展厅之间游荡。空气中充满赫库纶纤维和廉价木器蜡的气味。我开始奔跑，一边跑一边绕开挤得满满当当的展厅。然后我突然想起来，阿姆丽塔和维多利亚还在某间商店里，如果我不能赶快找到她们，那我们一整夜都会被锁在仓库里。我不想让她们孤零零地留在这里等我，不能让她们被锁在黑暗之中。于是我一边跑一边大喊她们的名字，我找了一间又一间屋子，不停地喊叫。

电话响了。我伸手想按掉床头柜上的旅行闹钟，但执著的铃声不肯停歇。现在是早上八点零五分。等我终于发现铃声来自电话的时候，阿姆丽塔已经走出浴室接起了电话。她打电话的时候我一直迷迷糊糊的，直到被淋浴的声音再次惊醒。

“是谁啊？”

“查特吉先生，”阿姆丽塔的声音夹杂在水声之中，“他们要到明天才能给你手稿，他打电话来道歉。其他就没什么了。”

“嗯，真该死，又要多待一天。”

“他邀请我们四点钟去喝茶。”

“哦？去哪儿？”

“迈克尔·莱纳德·查特吉先生家里。他会派车来。你要陪着我和女儿下楼吃早饭吗？”

“嗯。”我扯过阿姆丽塔的枕头盖住自己的脸，立刻又睡着了。

仿佛只过了五分钟，阿姆丽塔就抱着维多利亚回来了。一位身穿白色制服的侍者捧着托盘跟在她身后，旅行闹钟显示现在是10:28。

“谢谢。”阿姆丽塔一边说，一边把宝宝放在毯子上，付了侍者几个卢比的小费。维多利亚拍着手转头目送那个人离开，阿姆丽塔单手捧起托盘，伸出一根指头按住自己的下巴，优雅地对我行了个屈膝礼。“纳玛斯戴，早上好，大人。鄙店衷心祝愿您度过美好而愉快的一天，唉，虽然今天已经过去了一大半。是的，是的，是的。”

我在床上坐了起来，她在我腿上铺了一张餐巾，然后小心地把托盘放了上去。然后她再次屈膝行礼，并对我伸出手掌。我在她掌心放了根欧芹。

“不用找了。”我说。

“噢，谢谢，谢谢您，最最慷慨的大人。”她一边碎步后退，一边谄媚地鞠躬。维多利亚把三根手指塞进嘴里，狐疑地看着我们。

“我以为你今天要去买纱丽。”我说。阿姆丽塔拉开厚厚的窗帘，虽然外面的光线不算强烈，但我仍被刺得眯起了眼睛。“基督啊，”我说，“那真是阳光吗？在加尔各答？”

“卡马克雅和我已经买完东西回来了。那家店真不错，真的，东西都很合适。”

“但是你什么都没买？”

“噢，买了。他们一会儿就送过来。我们俩都买了很多，我大概把你的预付款都花光了。”

“真糟糕。”我低头露出一脸苦相。

“怎么了，博比？你的咖啡凉了？”

“不，不是咖啡。事实上，咖啡很好。我只是突然发现自己错过了跟卡马克雅见面的机会。真是糟糕透顶。”

“要不了你的命。”阿姆丽塔把维多利亚放在床上，开始给她换衣服。

咖啡的味道很棒，而且旁边还放着一把续杯用的金属小壶。我揭开托盘盖子，发现里面有两个鸡蛋、几片黄油吐司，还有……最不可思议的……三片真正的培根。“太棒了，”我说，“谢谢你，小姑娘。”

“哦，不值一提，”阿姆丽塔说，“当然，厨房几小时前就关门了，但是我告诉他们，这是为612号房的著名诗人准备的。为了打听战争故事，那位诗人在外面跟男孩子们鬼混了大半个晚上，回来的时候还在不停地自言自语，声音大得足以吵醒他的妻子和女儿。”

“抱歉。”

“昨晚你们到底聊什么了？你一直在说梦话，我不得不推了推你。”

“对不起，真的很抱歉。”

她替维多利亚换上新尿布，扔掉旧的那张，然后回到床边坐下。“说实话，博比，克里希纳那位神秘陌生人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那个人真的存在吗？”

我递给她一片吐司，她先是摇头拒绝，然后又接过我手里的面包，咬了一口。“你真想听这个故事？”我问道。

阿姆丽塔点点头。我喝了口咖啡，决定略掉一些细节，然后我尽量放平声音，不带丝毫挖苦地开始讲述。说到某些情节的时候，我偶尔会停下来摇摇头或者发表几句意见，最后我把穆克塔南达吉三小时的冗长讲述浓缩成了十分钟的梗概。

“我的上帝！”我讲完以后，阿姆丽塔惊叹。她看起来有些恍惚，甚至有点儿神不守舍。

“呃，无论如何，以这种方式在加尔各答美丽的市中心结束完美的一天，还真是锦上添花。”

“你不害怕吗，博比？”

“上帝啊，不。我为什么要害怕，小姑娘？我唯一担心的事情是，当我回到酒店的时候，皮夹还在不在我身上。”

“你说得对，但是……”阿姆丽塔欲言又止。她转向维多利亚，把掉落的安抚奶嘴塞回她手里，然后返回床边。“我的意思是说，哪怕从最好的方面去想，你也是跟一个疯子待了一整晚，罗伯特。真希望……真希望我当时在场，这样我就可以打断你们。”

“我也希望。”我真诚地回答，“要我说的话，我觉得穆克塔南达吉一直在用孟加拉语反复背诵葛底斯堡演讲，整个鬼故事全都是克里希纳一个人编出来的。”

“这么说来，你觉得那个男孩说的不是真话？”

“真话？”我皱眉反问道，“你是想说什么？尸体能起死回生？被埋在淤泥里的诗人重新活了过来？亲爱的，M.达斯八年前就失踪了。要是他死了的话，恐怕这会儿早就变成僵尸了，你觉得呢？”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阿姆丽塔微笑着说，但她的笑容看起来很疲惫。我真不该带她来。但是当时我强烈地感觉自己需要一个翻译，需要有人帮助我理解印度的文化。真是失算。“我只是觉得，也许那个男孩以为自己讲的就是真话。”她说，“他可能真的参加过骷髅外道之类的入会仪式，然后看到了一些不能理解的事情。”

“对，有这个可能，”我说，“我不知道。那孩子情况很糟——眼睛通红，脸上很脏，看起来非常神经质。要我说的话，他可能在嗑药。我总觉得克里希纳在他的故事里加了很多东西，或者改了很多。这有点儿像是喜剧里常见的老梗，外国人只是咕哝几句，结果翻译的人叽里咕噜说了十分钟。你知道我的意思吧？说到底，也许他真的是想加入那个秘密会社，然后他们就在他面前装腔作势地耍了一套把戏。不过我猜，这全都是克里希纳想出来的鬼主意。”

阿姆丽塔收走我腿上的托盘，把它放到梳妆台上，然后把托盘里的杯子和银器重新排成各种图案。她没有看我。“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问你要钱了吗？”

我掀开被子走到床边。一辆公车从街道中央驶过，它根本没有停车，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乘客们敏捷地上上下下。天上的云层依然压得很低，但仍有阳光在破烂的人行道上投下斑驳的影子。“没有。”我回答，“至少没有直接开口。但最后克里希纳拐弯抹角地说了几句——他假装低声嘀咕——说他的朋友必须设法离开这座城市，去新德里或者别的地方，甚至可能去南非。毫无疑问，他们肯定愿意笑纳几百美元。”

“他问你要钱了吗？”阿姆丽塔严肃的英国腔变得比平常更加尖锐。

“没有。他没有直说——”

“你给了他们多少？”她似乎一点儿也不生气，只是很好奇。

我走到行李箱边，取出干净的内衣和袜子。我再次意识到，那些人反对婚姻——确切地说，是反对与另一个人长期共同生活——的理由我的确无法推翻，婚姻中配偶会一次又一次准确推断你的行为，让你一再地认识到，自由意志是多么虚幻。“二十美元，”我回答，“我身上最小面额的旅行支票就是那么多。我把大部分卢比都留给了你。”

“二十美元，”阿姆丽塔笑了，“以今天的汇率计算，差不多相当于一百八十卢比。你在支票上写了穆克塔南达吉的名字？”

“没有，我没写抬头。”

“要靠一百八十卢比走到南非，他可真得省着点花了。”阿姆丽塔温和地说。

“见鬼，哪怕他们俩拿钱去买鼻嗅糖我也不在乎。也没准儿他们会开个慈善账户——拯救穆克塔南达吉逃离愤怒的骷髅外道基金会，可抵扣税收。饶了我吧。”

阿姆丽塔没有说话。

“换个角度来看，”我说，“二十块还不够给我们请个临时保姆，然后去埃克塞特看场坏电影再吃顿麦当劳的。他的故事比我们专程开车去波士顿看的某些电影精彩多了。我们出发之前跟丹和巴布一起花五块钱看的那部傻乎乎的弱智电影叫啥来着？”

“《星球大战》，”阿姆丽塔回答，“你觉得这个故事里有任何东西可以写进《哈泼斯》的报道里吗？”

我系紧浴袍的带子。“可以写我和他们在咖啡馆见面的经过。我会尽力描绘在我……莫罗怎么说的来着？……在我寻访M.达斯的冒险旅途中，我遇到了一些多么超现实、多么荒谬的角色。但我不会写穆克塔南达吉的疯狂故事。至少不会花太多笔墨。我会简单提一下，但骷髅外道那事儿太诡异了。这种杀戮女神的三流故事倒像是系列电影里的东西。我会深入了解一下帮派的部分——没准儿骷髅外道就是加尔各答版的黑手党——但其他的内容就太奇怪了，不适合写进一篇介绍伟大诗人的严肃文章里。不，不仅仅是奇怪，简直就是……”

“变态？”

“不管怎么说，他们应该不会介意我对素材做一点儿健康的加工。其实刚才我想说的是‘老套’。”

“上帝保佑，怎么又是这种陈腔滥调，对吗？”

“你说得很对，小姑娘。”

“好吧，博比。我们接下来该干点什么？”

“嗯，问得好。”我说。我正在跟维多利亚玩躲猫猫，我们俩都把被单当成掩蔽，每次我举起被单像帘子一样隔在两个人中间，维多利亚就会和我一起咯咯地笑起来。然后她会用手指捂住眼睛，我假装困惑地左顾右盼，千方百计想把她找出来。她很喜欢这个游戏。

“我先洗个澡。”我说，“然后我们想办法给你和宝宝弄两张下午飞伦敦的机票。到目前为止，除了听懂搬运工的抱怨以外，你的翻译技能毫无用武之地。白吃饭不干活的嘴巴太多啦，我可不想继续付钱。我只能留在这里等查特吉准备手稿，但你完全没必要多待一天。今天是周六，你可以在伦敦玩一玩，去父母家住几夜，然后我们找个差不多的时间一起回到纽约……比如说，周二晚上。”

“抱歉，博比。这不可能。我有几个理由。”

“胡说八道，”我说，“哪有什么不可能。”维多利亚和我发现了对方，于是我们咯咯笑了起来。“说说你的理由，我再一个个驳倒你。”

“第一，我们跟查特吉约好了四点喝下午茶——”

“我会转达你的歉意。还有呢？”

“第二，纱丽店还没把东西送来。”

“我走的时候会把它带回去的。还有呢？”

“第三，维多利亚和我会想你的。是吧，宝贝儿？”维多利亚暂时停止游戏，冲着她妈妈礼貌地打了个哈欠。然后她改变了游戏规则，一把扯过被单盖在自己头顶。

“抱歉，三个理由都不成立。”我告诉阿姆丽塔，“你出局了。我也会想你们，不过也许只有等你走了，我才有机会见见你的朋友卡马克雅。我记得今天下午两点有一班去伦敦的飞机。如果没有的话，我会陪你们在机场等下一班飞机。”

阿姆丽塔捡起几件宝宝的玩具放进抽屉。“还有第四个问题。”她说。

“什么？”

“英国海外航空公司和泛美航空公司取消了所有从加尔各答出港的航班，除了英国海外航空公司早上六点四十五分从泰国过境的那一班以外。工作人员说，是行李出了问题。昨晚我已经打电话问过了，当时我很无聊。”

“见鬼。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吧，真糟糕。”维多利亚感觉到我们语调的变化，她拉下头顶的被单，小脸一皱，眼看就要哭了。“肯定有别的办法能让你们离开这个该死的——抱歉，宝贝儿——城市。”

“噢，有的。印度航空的国内航班还在照常飞行。我们可以去德里或者孟买转乘泛美航空的国际线，或者随便哪家公司的国际航班。但现在我们已经错过了去新德里的早班机，其他所有航班都需要中转，要多花不少时间。我宁可在这里等你，博比。我不想一个人在这个国家奔波，小时候我就已经受够了。”

“好的，甜心，”我伸手拥住她，“那就这样吧，我们看看能不能订到英国海外航空周一的早班机。基督啊，早上六点半。呃，至少飞机上会有早饭。那就这么说定了，我先去洗澡？”

“好的。”阿姆丽塔抱起宝宝，“我会跟航空公司的人确认航班，你安心洗澡去吧。”

那天下午，我们出发去观光。我用婴儿背带把维多利亚挂在身上，然后带着妻女走上了炎热、嘈杂、混乱的加尔各答街头。温度和湿度都徘徊在一百附近，我们在一家名叫“沙阿沙阿”的餐馆吃了顿相当像样的午宴，然后乘坐出租车沿着乔林基街前往印度博物馆。

博物馆外面竖着一块小牌子，上面写着：“禁止在花园内练瑜伽！”馆舍里面很热，所有展柜都脏兮兮的，整座博物馆意外地空旷，只有一群讨厌的德国游客在里面吵吵嚷嚷。我对一楼的人类学展品没有太大兴趣，但一件古代艺术作品吸引了我的目光。

“那是什么？”看到我弯腰仔细观察玻璃展柜里面的东西，阿姆丽塔开口问道。

那是一座黑色的小雕像，铭牌上标着“代表杜尔噶女神的迦梨相：约公元前八十年”。这尊神像一点儿也不吓人。我既没看见绞索和颅骨，也没发现砍下的头颅。神像的一只手里抓着一根看上去像是树枝的东西，另一只手倒握着蛋杯，第三只手可能是握着三叉戟，但那玩意儿看起来真的很像打开的瑞士军刀，她的最后一只手掌心向上，托着一枚微型的黄色甜甜圈。和博物馆里的所有女神像一样，她腰线很高，乳房坚挺，耳朵低垂。她的表情看起来闷闷不乐，牙齿显得很锋利，但我完全没看到吸血鬼式的獠牙或者长长的舌头。她披着火焰般的头巾，在我看来，旁边展柜里标着“杜尔噶”的那尊神像比这尊恐怖多了。杜尔噶理应是雪山神女仁慈的化身，但那尊雕像长着十条手臂，每只手里的武器都比这个的凶猛。

“你的朋友迦梨看起来似乎不太可怕。”阿姆丽塔说。就连维多利亚都在背带里挣扎着往前凑。

“这件东西是两千年前的了，”我说，“也许在漫长的历史里，她变得越来越残暴嗜血。”

“有的女人就是无法优雅地老去。”阿姆丽塔表示赞同，然后走向下一个展柜。维多利亚似乎很喜欢一尊巨大的迦尼萨铜像，这位象头神掌管着财富与繁荣，喜欢玩乐；剩下的时间我们开始在博物馆里到处寻找迦尼萨的踪迹。

阿姆丽塔想去维多利亚纪念堂感受下殖民遗迹，但时间有点儿晚了，所以我们只是坐在出租车上绕了一圈，指着窗外高耸的白色建筑告诉宝宝，那座大房子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

回到酒店时，外面下起了倾盆暴雨，我们匆匆换了衣服，下楼时发现查特吉那辆普雷米尔就在门口等着，雨已经停了。

几天以来我头一回系上了领带，汽车驶上街头时我有些坐立不安，我不断调整着领结，希望领口能松一点，或者我的脖子能细一点。我的短袖衬衣后背已经湿透了，然后我突然发现自己脚下的袋鼠鞋斑斑点点，脏得不成样子。总而言之，我感觉自己浑身皱巴巴的，而且一身是汗。我转头看了看阿姆丽塔。她看起来——一如既往地——平和安宁。她穿着在伦敦买的白色棉布裙，戴着我婚前送她的青金石项链。天气这么热，我总觉得她的头发早该打结成绺，但现在它们柔顺地披在她肩头，闪烁着迷人的光泽。

我们坐了大约一小时的车才到达目的地，这提醒了我，加尔各答的面积比纽约还大。街上的交通还是那么疯狂混乱，但查特吉的司机默默地找到了最便捷的路径。有几个特别混乱的路口竖立着巨大的白色标牌，上面写着：“小心驾驶！今年以来这条街上已经死了125个人！”然而过往的司机似乎完全没打算要减速。牌子上的数字是钉上去的活页，就像老式棒球场上的记分牌一样。一路上我们看到的最大的数字是二十八。我不禁开始胡思乱想，这个死亡人数是整个路口的，还是只包括人行道那几平方英尺。

有时候我们会在高速公路上飞驰，道路两旁都是大片的单间宿舍——这是一种锡质屋顶和麻袋墙壁搭成的贫民窟，泥泞的街道穿插其中——绵延好几英里，宿舍尽头是高耸的厂房，烟囱将燃烧的火焰和未经过滤的煤烟喷向雨季的云层。看到这一幕，我意识到环保和控制污染之类的理念如此奢侈，只能在工业发达的国家盛行。未经处理的污水、燃烧的牛粪、数百万吨垃圾和无数永不熄灭的野火交织成千奇百怪的气味，飘荡在加尔各答的空气中，再加上汽车尾气和工业废气，我简直无法呼吸。

工厂的建筑看起来也乏善可陈，破烂的砖块、生锈的钢构、打破的窗户，还有四处蔓延的野草——仿佛工业文明已经像恐龙一样消亡，只留下冰冷的残骸横陈在大地之上。但是，哪怕是最破烂的废墟里也有浓烟升起，衣衫褴褛的人影在阴暗的建筑物里进出，仿佛被一只黑胃吞噬。我试着去想象自己住在这些连地板都没有的棚屋里，在某间阴郁的工厂上班，却发现脑子里一片空白。

阿姆丽塔一定和我有同样的想法，我们沉默地坐在车里，各自望着车窗外无望的行人来来往往。

然后，短短几分钟内我们驶过了一座横跨好几道铁轨的大桥，又穿过一片商店林立的过渡街区。突然，一条整洁古雅的林荫路出现在我们眼前，两旁的宏伟宅邸围墙高耸，铁门紧闭。墙头数不清的玻璃碎片反射出点点阳光。有个地方的高墙上清出了大约一码宽的安全地带，但棕褐色的石墙上涂抹着黑色的条纹。擦得闪闪发亮的汽车停在长长的车道尽头，铁栏杆高耸的大门上至少用三种语言写着“小心恶犬”。

不难想到，这里曾是英国人的住宅区，殖民统治者竭尽全力隔出这么一块地方，远离混乱的城市和城市里的原住民。但是就算是在这里，你仍能看到衰败的痕迹——到处都是脏兮兮的墙壁、缺了木瓦的屋顶和赤裸敞开的窗洞——但这是一种受控的衰败，一种绝望的努力——试图抵御在加尔各答其他区域疯狂蔓延的混乱。不时有明媚的花朵和其他美丽的园艺在高耸的铁门后一闪而过，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颓败的气息。

我们在一道铁门前停下，司机匆匆下车，取下腰带上的一串钥匙打开门上的挂锁。环形车道外围绕着鲜花盛开的高大灌木和枝条低垂的乔木。

迈克尔·莱纳德·查特吉热情地迎接了我们。“啊，卢察克先生和夫人！欢迎光临寒舍！”他的妻子也站在门口，身旁伴着一个小少年。我刚开始以为那是他们的儿子，随后立即意识到，肯定是他们的孙子。查特吉夫人看起来已经六十出头了，我立即把她丈夫的年龄往上调整了一点儿。查特吉光滑的脸上不见一丝皱纹，头似乎生下来就是秃的，仿佛到了五十岁以后，他就永远地停留在了这个年纪。

我们在前门的台阶旁寒暄了片刻。维多利亚得到了恰如其分的褒奖，我们也夸了他家的孙子。然后主人带领我们简单参观了一下屋子，最后我们穿过另一扇门，来到俯瞰一条小街的宽阔露台上。

我对他们的房子很感兴趣，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一瞥印度上层家庭的生活。这幢房子留给我的第一印象相当矛盾：所有房间的天花板都很高，看起来宽阔威严，但墙壁很脏，漆面已经开始剥落；漂亮的胡桃木餐边柜上满是划痕，柜顶放着一只毛绒猫鼬，它的玻璃眼睛雾蒙蒙的，毛皮坑坑洼洼；昂贵的克什米尔手工地毯铺在破碎的油毡上；曾经装饰得十分现代的宽敞厨房现在堆满了脏兮兮的瓶子、旧板条箱和结了一层壳的金属平底锅，一只小炭火炉子放在地板正中央，煤烟熏黑了曾经洁白的天花板。

“外面会舒服一点儿。”查特吉一边说，一边为阿姆丽塔推开门。

因为刚才的暴雨，地上的石板依然湿漉漉的，但摆放茶具的桌子和带有软垫的椅子是干的。查特吉的女儿已经成年，她是个体形壮硕的年轻女子，眼睛非常可爱。她和阿姆丽塔用印地语聊了得体的几分钟，然后带着儿子离开了。查特吉似乎对阿姆丽塔的语言能力大感惊讶，于是他用法语问了她几句话。阿姆丽塔回答得很流利，他们俩一起大笑起来。随后他又换了一种语言，我后来才知道是泰米尔语，阿姆丽塔依然对答如流。他们开始用简单的俄语互相调侃。我一边喝茶，一边对查特吉太太微笑。她报以微笑，并递给我一块黄瓜三明治。我们继续微笑着听那两个人用各种语言施展幽默，然后维多利亚开始闹了。阿姆丽塔从我怀里接过宝宝，查特吉转头问我。

“您要再来点茶吗，卢察克先生？”

“不用了，谢谢，这样就很好。”

“或许来点更烈的东西？”

“呃……”

查特吉打了个响指，一位仆人应声而出。几秒钟后，他捧着托盘里的玻璃酒樽和杯子来到桌边。

“您喝威士忌吗，卢察克先生？”

这还用问，那教皇是天主教徒吗？我暗自腹诽。“没问题。”阿姆丽塔曾经警告我说，大部分印度威士忌都很烈，但呷了一小口我就发现，查特吉的酒樽只盛放最上等的威士忌，基本可以肯定有十二年以上，基本可以肯定是进口的。“好酒。”

“是格兰利维，”他说，“没调过的。我发现这种酒比调和式的顶级货更加醇正。”

我们聊了一会儿诗歌和诗人。我试图把话题引向M.达斯，但查特吉不愿意深入讨论那位失踪的诗人，他只是简单地说，古普塔已经安排好了明天移交手稿的具体事宜。然后我们开始长篇大论地讨论严肃作家在我们各自的国家过上体面生活的难度。我知道了查特吉的钱来自家族遗产，他还有其他的利息、投资和收入。

然后，话题不出意料地转向了政治。查特吉坚信，如果能在之前的选举中挫败甘地夫人，那么整个国家会比现在好很多。我对印度的民主复兴很感兴趣，而且我希望能在关于达斯的文章中提到这方面的内容。

“她是个暴君，卢察克先生。所谓的紧急状态只不过是块遮羞布，为了掩饰她的暴政丑陋的嘴脸。”

“所以你觉得她不会重回国家政治舞台？”

“不可能！永远不可能，卢察克先生。”

“但我觉得她的政治基础还很深厚，如果目前的联盟告吹，国大党依然有可能成为多数党。”

“不，不，”查特吉连连摆手，“您不懂。甘地夫人和她的儿子已经完蛋了。不出一年他们就会锒铛入狱，记住我的话吧。因为各式各样的丑闻和暴行，她的儿子正在接受调查。等到真相大白，能逃出一条命就算他走运。”

我点点头：“我读过一些报道，因为激进的人口控制政策，他得罪了不少人。”

“他是个贱货，”查特吉冷淡地说，“一个自大、无知、独断专行的贱人。他的政策无异于种族灭绝。他的猎物是穷人和没受过教育的人，虽然从本质上说，他自己就是个文盲。他的暴行就连他自己的母亲都为之震惊。要是今天他敢走进人群里，人们会赤手空拳把他撕得粉碎。我很愿意出一份力。再喝点茶吗，卢察克先生？”

一辆汽车驶过铁栅栏外安静的小街。几点雨滴打在我们头顶宽大的菩提叶片上。

“您对加尔各答印象如何，卢察克先生？”

查特吉突如其来的问题让我有些措手不及。我喝了口威士忌，任暖流融入我的血液，然后才回答道：“加尔各答非常迷人，查特吉先生。这座城市如此复杂，短短两天实在不足以全面感受。真遗憾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深入探索。”

“您真会说话，卢察克先生。其实您想说的是，加尔各答非常可怕。它已经触动了您敏感的神经，对吗？”

“可怕这个词并不准确，”我说，“这里的贫穷的确令我讶异。”

“啊，是的，贫穷。”查特吉笑了起来，就像这个词蕴含着深刻的讽刺意味，“的确，这里太贫穷了。以西方标准而言太过肮脏。这必然冲撞美国式的思维，因为美国一直致力于实现消灭贫穷的伟愿。你们那位前总统约翰逊怎么说的来着……对贫穷宣战？别人还以为对越南宣战就能满足他。”

“我们也输掉了与贫穷之间的这场战争，”我说，“贫穷仍在美国大地上挥之不去。”我放下空杯子，一位仆人出现在我肘边，重新为我斟上威士忌。

“是的，是的，但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加尔各答。我们一位杰出的诗人曾经说，加尔各答像是‘一只被碾碎了一半的蟑螂’。我们的另一位作家曾把这座城市比作奄奄一息的老妓女，周围堆满了氧气罐和腐烂的橙皮。您同意他们的看法吗，卢察克先生？”

“这些比喻都很有力，查特吉先生。”

“您的丈夫说话一直都这么周到吗，卢察克夫人？”查特吉举杯微笑着问，“不，不，您不必担心会冒犯我。我已经习惯了美国人和他们对这座城市的看法。他们对加尔各答的感受相当两极化，一种人觉得这里充满‘异国风情’，他们专注于享受游客的乐趣；另一种人饱受惊吓，恨不得立刻忘掉自己亲眼看到但无法理解的那些东西。是的，是的，不出所料，面对印度，美国精神作出的反应和无菌脆弱的美国肠胃一模一样。”

我望向查特吉夫人，但她正把维多利亚放在膝头上下颠动，似乎完全没听见自己丈夫的这番宣言。与此同时阿姆丽塔也瞟了我一眼，我觉得这是一种警告。我露出微笑，表示自己无意争论。“您或许是对的，”我说，“不过我觉得自己既不懂‘美国精神’也不懂‘印度精神’——如果这些东西真的存在的话。人的第一印象总是相当浅薄，我深知这一点。我一直很仰慕印度的文化，甚至早在遇到阿姆丽塔之前，当然，她也与我分享了一些印度文化之美。但是我得承认，加尔各答的确有点儿吓人。有一些非常独特的东西……独特而令人不安的大都会病。也许只是因为这座城市太大了。有朋友告诉我说，墨西哥城也有同样的问题，虽然它也很美丽。”

查特吉点头微笑，然后放下酒杯。他十指搭成塔形看着我，那目光就像老师在衡量一名学生是否值得投入更多时间。“您去过的地方不多吧，卢察克先生？”

“不太多。多年前我去过欧洲背包旅行，后来也在丹吉尔待过一段时间。”

“但是没来过亚洲？”

“没有。”

查特吉放平双手，似乎觉得自己已经表明了观点。但这节课还没上完。他打了个响指，低声吩咐了几句，几分钟后仆人送上了一本蓝色的小书，我看不清书名。

“请告诉我，您觉得这段关于加尔各答的描述是否公平合理，卢察克先生。”说完这句，查特吉就大声读了起来：

……一大片老旧的房子，看起来摇摇欲坠，曲折狭窄的巷子在房屋之间迂回盘旋。这里完全没有隐私可言，只要深入这片区域，你就会发现大街上——我们姑且称之为街道——到处都是闲汉和窥视的目光，他们躲在半掩的窗户后面，藏在拥挤得近乎令人窒息的房间中……下水道污浊不堪……阴暗的走廊里垃圾遍地……墙被煤灰熏得乌黑，门在铰链上摇摇欲坠……到处都有一群群的孩子，随心所欲地释放着自己。

他停止阅读，合上那本书，然后礼貌地挑起眉毛，等待我的回答。

如果能够取悦招待我们的主人，我不介意继续扮演直肠子的角色。“它说得有其道理。”我说。

“是的。”查特吉笑着举起手里的书，“卢察克先生，这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一位作家笔下的伦敦。我们必须考虑到，印度的工业革命才刚刚开始，那些深深震撼您的——不，不，请不要否认——错位和混乱正是革命的副产品。您很幸运，卢察克先生，因为您所在的文明已经度过了这个阶段。”

我点点头，努力克制内心的冲动，我真想告诉他，同样的描述套在芝加哥南部也很合适，我就是在那里长大的。但我还是觉得有必要再努力一下，澄清我对加尔各答的感觉。

“您说得很对，查特吉先生，我很赞同。今天坐车过来的路上，我也有类似的想法，现在您把它阐述得非常清楚。但我必须说，在我们逗留的短短两天里，我感觉到了加尔各答有一些……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我不太确定那到底是什么。一种奇怪的感觉……我猜是暴力。这座城市的表象下隐藏着压抑的暴力。”

“或者您想说的是疯狂？”查特吉直截了当地问。

我没有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