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服务员给我端来了茶，还推荐我来一块黄瓜三明治，但被我拒绝了。我并没有承认自己买不起如此昂贵的点心，而是谎称根本不饿。所以，她前脚刚走，我就嚼起了方糖。
我拿起茶壶，往杯子里倒了一些茶，装模作样地搅着其实没加糖的茶水，静静地回忆参观动物园的经过，越想越觉得比起那里的企鹅，生活在圣乔治学院的胡安·萨尔瓦多实在幸福得多：吃的比他们多，“朋友”更多，总是处于警觉、积极状态，非常喜欢有人陪伴。与饲养员的交流和我的亲眼所见进一步说明，将胡安·萨尔瓦多送到动物园去并非什么好办法，除非没有其他选项。
如果把胡安·萨尔瓦多留在圣乔治，而不是送到企鹅们的“寄宿学校”——布宜诺斯艾利斯动物园，这样做对他是不是最好的？虽然那样的动物园不去也罢，但饲养员的建议却不容忽视——得找个地方让胡安·萨尔瓦多游泳。还有，怎样才能让他在炎热的夏季也开开心心地生活？还有什么选择？我不得不考虑将他送回大自然，但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我能把他带回乌拉圭的埃斯特角城吗？还要再和海关打交道？真的吗？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在阿根廷，我能带他去的最近的海滩位于南边的马德普拉塔，坐火车六个小时才能到，离圣乔治足有两百五十英里。我曾经不小心差点完成这段漫长的铁路之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度过相当美好的一夜后，我登上了返回的列车，结果睡过了站，凌晨时分在一个陌生的车站醒来。幸运的是，我赶上了早晨返回基尔梅斯的火车。
如果带上食物，傍晚时分出发的话，我是可以带着胡安·萨尔瓦多坐火车的，因为一路上不会太热。可马德普拉塔的海滩上有没有企鹅？如果有，它们会不会同意胡安·萨尔瓦多踏入自己的领地？那儿的鲱鱼够不够他吃？如果他再次拒绝离开我呢？不确定的因素实在太多。
据我所知，离我们最近的企鹅聚居地在瓦尔德斯半岛，但直接到那里去得走一千英里的公路，而且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最好的办法也许就是带着摩托车和企鹅一起乘火车到布兰卡港，然后骑摩托车到瓦尔德斯。我不停地搅动茶水，推测着旅程的用时。第一站是布兰卡港，到那里大概需要十四小时，第二段路全程骑摩托车，可能要十小时，无论怎样争分夺秒，往返也至少需要整整四天，而且前提是假设一切顺利，没有突发事件。即便我真的带他去到那里，如果找不到企鹅聚居地怎么办？即便找到了，把他留在那里，那儿的企鹅会接受他吗？
最终，我得出结论，唯一合理的方案就是一有机会就先到瓦尔德斯实地考察，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拟定计划。
心血来潮去哈罗德百货喝茶的后果是，我必须尽量赶上最后一班开往基尔梅斯的列车，返回学校，履行傍晚值班的职责。但随后发生的不可抗力导致的意外冲突，让我切身体会到，在那个时期的阿根廷生活，必须提前做好应对各种可能性的准备。因为与它们比起来，胡安·萨尔瓦多的安置根本算不得什么问题。
十八年的流亡生活结束后，一九七三年，七十八岁的胡安·庇隆的第三届总统任期开始了，他的第三任妻子伊萨贝尔·庇隆就任副总统。支持庇隆的各个派系的内讧和蒙特内罗（一支城市游击队）发起的恐怖活动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他们设置的炸弹杀伤了大批无辜者，更有针对性的“驾车式”枪击同样带来了许多“附加损害”。除了被新雇主警告要注意“文化冲击”之外，对于当时阿根廷国内的混乱，初来乍到的我根本没有做好准备。每天早晨的报纸上都登载着前一天因各种暴行而失去生命的长长的遇害者名单。
一九七四年，胡安·庇隆突然去世，伊萨贝尔成为总统，她对现状束手无策，欠缺考虑，毫无政治智慧，也谈不上狡诈，这些弱势让人们更加怀念胡安·庇隆的第二任妻子埃娃·庇隆，阿根廷滑向无政府状态。从我所认识的来自阿根廷的大多数社会阶层的人身上，我发现大家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即只有军队才能恢复秩序。
我清楚地记得伊萨贝尔担任总统期间的一个电视节目。当时公共休息室有台电视没关，我路过的时候打算进去关掉，顺便瞥了一眼屏幕，我难以置信地发现，上面播放的是一个生日派对，似乎是在为小孩庆祝生日，现场摆着果冻、帽子和音乐椅，食物掉在地上时人们哈哈大笑，猛吹派对哨，蜡烛吹熄后，他们唱起Cumpleaños Feliz（《祝你生日快乐》），然而“寿星女孩”竟然是阿根廷共和国总统伊萨贝尔·庇隆，而且参加这种幼稚狂欢的客人都是政府成员。尽管他们现在否认这件事，但这场轻浮的派对是面向全国播放的，而当时阿根廷每天都会发生爆炸和无耻的谋杀。
恐怖主义的氛围使得人人自危，没有什么靠得住。商店可能营业，也可能不营业；火车可能发车，也可能不发；供电也变得不靠谱。自我保护顺理成章地成为每个人的当务之急，而且这种情况导致的最明显的结果之一，就是经常有人不去上班，或者工作敷衍了事，就业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伊萨贝尔·庇隆的政府未能维持法律和秩序，实现政府的基本职责，而军队似乎也不愿意发动政变恢复秩序。
一九五五年曾出现过一次军事政变，推翻了早期的庇隆政权，虽然军队此后很快将权力交还给文官政府，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武装部队一直扮演幕后操纵者的角色，这引起了许多国民的反感，也说明了七十年代混乱时期军队一直按兵不动的原因，他们是在等待大多数的公众要求军方出面“拯救”国家。
整个一九七五年，随着形势的恶化，要求军方干预的呼声日益高涨。到一九七六年的时候，大部分民众都认为军队“马上”就要夺权。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仍然不见他们有所行动。一九七六年三月，民间盛传阿根廷即将爆发革命，三月二十一日，我给父母写信说：
我简单地说明一下情况。现在谣言满天飞，没人说得准，但根据BBC世界广播频道刚刚播出的消息，军事政变即将发动；如果这是真的，你们可能暂时收不到我的信件。别担心！不会牵连到我的。
三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平静地过去了，但二十四日的早晨醒来时，我发现收音机里的所有电台都在播放军乐。（我得承认，猛然听到军乐时我还挺高兴，因为此前当地电台喜欢无休止地播放探戈舞曲，我早已厌烦，更不觉得一大早听这种曲子能够心情愉快一整天，但晚上在黑乎乎的地窖酒吧里听听还是很刺激的）。总之，政变发生了。
起初人们怀有很高的期待，恐怖主义暴行的数量急剧下降，大家也变得更有责任心，街道得到了清扫，电灯亮了起来，商店营业了，英国发来的航空信两天后就能收到，不像平常要等一周甚至十天，火车也开始准时运行。就我个人而言，政变是个值得欢迎的事件。
所以，我充分相信那天下午的火车可以准时把我送回学校值班，不会迟到。然而，开往基尔梅斯的途中，刚刚经过里亚丘埃洛，列车就突然停在了阿韦亚内达。大批武装士兵冲出站台，包围了我们。
呼喊声和军靴声响成一片，所有乘客都被勒令离开火车站。士兵推搡着大家来到候车室，用枪托驱赶着行动不够迅速的乘客走出车厢。军官向士兵咆哮，士兵转而向乘客咆哮，到处都是人们寻找混乱中走散的丈夫、妻子、孩子和朋友的声音。
有人小声议论，说是火车上有恐怖分子。士兵在乘客周围架起了机枪，不许乱说乱动，意在引起罪犯乃至无辜者的恐惧。人群中一片混乱，哭泣和祷告声不绝于耳，许多人举起了手中的十字架和念珠。
他们把我们分成了好几组，每组三十人左右，安排在单独的房间，命令我们每个人背贴着墙壁站好。我所在的房间中央背靠背站着六名士兵，我们又被勒令脱掉了大衣和外套，这样搜起身来更容易。大家都很紧张，额头冒汗，闪闪发光，士兵和乘客的腋下也透出大片潮湿的汗渍。显然，这是一种不分你我的集体恐惧。每隔几秒钟，我都能感觉到汗水沿着身体流到闷热压抑的房间里。
士兵们大多是很年轻的义务兵，年龄看上去甚至和高中生差不多。他们当然也害怕，目光先是从乘客脸上一掠而过，接着自己人之间面面相觑，仿佛在寻找安慰。他们的肩膀顶着枪托，枪管对准了最前排五六位乘客的胸膛和头颅。沉寂笼罩着整个房间，虽然我尽量低眉敛目，不去看士兵们的脸，因为这样做可能被视为挑衅，但我的目光还是会好奇地向上飘，忍不住观察别的乘客都在看什么、士兵们在做什么。我看得到枪，顺着枪口的黑洞直视进去，让人有一种揪心的痛楚，持枪者的手指搁在扳机上，但我不确定保险是否已经打开，如果其中一支枪瞄准了我，我不会知道对方能否扣下扳机。绝望。如果我被击中，我的父母怎么办？胡安·萨尔瓦多怎么办？谁会照顾好他？不，为了他们，我必须挺过去。我所要做的就是看着地板，服从他们的命令。
我们每个人都被搜了身，轮到的人向前走两步给士兵检查，我猜他们是在寻找藏匿的武器。整个搜查过程极度侵犯隐私，粗暴得过分，不顾忌男女老幼，但是，并没有人抗议。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搜身结束，每个人的身份证明也被查了一遍。我们又被赶回车上，听说可以离开了，大家如释重负。据说有人被带走了，我不知道消息的真假，只知道顺着年轻义务兵举起的成排的机枪望过去时的感觉十分骇人，不知道那些士兵和军官的做法是否恰当，不知道当时的阿根廷是否刚刚跳出油锅，又跌进了火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