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蓉以为在她醒来前就能脱身。昨晚她强迫她吃了大剂量的感冒药，不料她却醒了。小蓉哪里知道斑玛措早醒了，天不亮就醒了。没有彻底被物质文明社会同化的人往往有着动物的感应，像嗅觉、像触觉、像汗毛孔的一次超常扩张。她像鹿一样感应到了不幸，像母牛一样对这不幸感到不安却无奈。

但她不知她到底感应到了什么。

她醒来之后手臂里躺的小蓉还在安睡，这个三十岁的营级小女娃娃。她的手指轻轻摸着她耳边卷曲的头发，小女娃的胎毛。摸着摸着，她哭了。她还是不去认识那越来越清晰的预感：小蓉这次是把她押送回乡的。

何小蓉在斑玛措起床时手伸出去找什么支撑。当她意识到支撑她的是烧红的烟筒时已晚了，她的手掌一阵青烟，屋里腾起一股焦臭。小蓉没有惨叫，只是用另一只手握住伤手，坐在地板上。她抬起头，见斑玛措端着一茶缸雪进来，倒在灼伤上。两人都不说话，都看着灼伤。

看了很久。

小蓉和斑玛措并排坐在长途汽车座位上，肮脏的玻璃窗外是呆板的冬景。小蓉打定主意在下一个宿营点甩下斑玛措。而宿了两夜，斑玛措分分秒秒跟着她照应她的伤手，替她拎包、开门、解裤带、挤牙膏、拧毛巾……

第三天，刚出发不久就遇见车祸。三辆运木材的卡车撞成一溜儿，在狭窄的公路上堆出小半个伐木场。小蓉跳下车，前后望望，两头都是望不到头的车队。她一摸身上，说：“糟了老斑，老子把挎包丢了。”斑玛措知道小蓉挎包里装着采集来的曲谱，但她不知道那是小蓉装模作样胡乱记下的几首当地小调。

斑玛措说：“车开出来最多十里路，我跑一趟吧。”

小蓉又看看现场，受伤的司机在路边生起火，向山下伐木连求救。她说等伐木连爬上山来，搬掉木材，恐怕要到下午了。

“我在这儿等你。”小蓉说。

“我脚杆快当得很。”斑玛措转身要走，又站住，看着娇小的小蓉。白雪映衬下，小蓉的脸居然显得很脏。

小蓉给她看得很不自在，心虚得很。她那样看是什么意思呢？明白她的谋划，明白她们缘分尽了？

“要解手找个人帮你。”斑玛措嘱咐一句。似乎她站下那么久就是不放心这点。

小蓉把斑玛措的背包交给了司机，请他一定交给那位高大的藏族女兵。她给斑玛措的信被牢实地捆在背包带的十字交叉上。

然后小蓉步行两里路到了养路道班，求他们用拖拉机送她到山下伐木连。当她搭上伐木连的卡车向成都方向驶去时，她知道斑玛措已读完了她的信。她想象她读信时吃力的样子，眼泪花了她的眼睛。她已成了斑玛措此生最仇恨的一个人。

何小蓉成为军区副参谋长夫人时，自己也调到了文化处当了副处长。那是一九八六年。

王林凤因为在文革前期为军区造反派写过许多曲，成了他们的红人，因此在八十年代初便灰溜溜转业回了老家。他一次写信告诉小蓉，他收到过阿坝寄来的苹果，却没有投寄者的详细地址和姓名，但他怀疑是斑玛措寄的。

萧穗子因为要写一部小说而再次去若尔盖。她听一位在阿坝做了县委干部的女子牧马班成员说，斑玛措已做了母亲，有两个孩子。她嫁得还算称心，丈夫是阿坝军分区的一位连长，也是藏族。

不知为什么，穗子没有去找斑玛措。

又是几年过去，何小蓉的丈夫升任了副司令。这天上午她刚要上班，见门岗挡住一个高大的女子和两个孩子。

小蓉看到的又是第一次见到的斑玛措了，只是藏袍崭新。她的眼睛又像从前那样，适应远距离的目标，眼珠也极不活络。她迈着草原人晃晃悠悠的大步走来时，身上已看不出一丝都市以及军队的痕迹。小蓉把她和孩子们请进门，这才发现斑玛措怀里还有一个孩子，四五个月大，脸蛋却已经跟两个大孩子一样肮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