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看。”

“……你这次不是一个人去牙买加的吧？”

“当然不是。”

“他会跟你长期做伴吗？”

“我没想过这一点。”他手上的刀叉慢下来，然后又快起来。他看一眼菲比，欲语又止。我大致明白：有菲比存在，他的一切都是走一步说一步。

“你刚才说到你这次设计，说到它会留下来。”

他看着我，刀叉完全僵在那里。

“你讲到‘留下来’。”我强调。

他懂得我的强调。他懂我在强调什么：没被挑明的，无法说穿的。进化论派的心理学认为人的行为无非有两个基本动机：活下去，留下来。吃为了自身活下去，性为了自身的延续留下来。而亚当的第二个动机并不同于一般人，他这类人的恋爱和色欲与传宗接代的动机并没有关系。就是说，他们的爱与性不是功利的，没有那个繁衍自身的基本目的。

“是的，从七八年前，我母亲去世后，我开始感到恐惧。什么是我留下的再作为我留下去？没错，人做什么，都是在实现永生。生儿育女是永生的一个形式，这个形式没我们的份儿……”

“你策划制造菲比。”

“别打断我。不管有意识无意识，人都在为实现永生而吃喝，而交配。”他还没完全想透，或想透了又无法说透。他叉起菲比落在盘子外的鱼肉，送进菲比嘴里。他一手托住菲比的脸颊，提醒她食物来了。菲比便张大嘴，一只永远待哺的幼鸟。

我拿起餐巾替菲比擦嘴。我们两人的配合已像样起来。这套动作并没有使我和亚当的交谈受到耽搁。

“因此，你们这样的人中间，艺术家就很多。”我知道我的立论推理站不大住。不过我怕什么？没了功利性，我和亚当问谁都不会得罪谁。“很多大艺术家是你这样的人。最近才知道伯恩斯坦也是同性恋。他用音乐实现了永生，这永生大概比他繁衍的那些后代更可靠。”

亚当想了想，微微一笑。被迫认同的、傲慢却宽容的一笑，使他英俊得要我命了。

“可能的。”他过了好一阵才说，“我们对待艺术要专注得多。近乎绝望的专注。可能这就是我们潜意识里，也同你们一样，需要繁衍，要达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延续。你看，米开朗基罗实现了永生，他把他自己输进一代人又一代人，于是代代人都成了他的后代。浩大永恒的繁衍。”

我冷笑一下。

他明白我笑什么——菲比辜负了他繁衍的愿望，基本报废。因而他以绝望的专注投入了那个大型日本庭院设计，它以另一种形式，使他不至于断子绝孙。

当晚我开始收拾行李。不知是不是亚当的谈话使律师开了窍，他打来电话，说他不会放过我，婚礼暂时不会取消，再给我们双方一点时间，再相互试一试。他是极守信用的人，邀请两百多人来参加婚礼，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让人扑空。我想，好吧，为了信用就为了信用吧。

但我还留了一手，把行李箱留在了亚当家，放在我卧室的床上。万一势头不妙，我马上撤回来。所谓不妙，就是律师对我的态度一旦出现壮烈的感觉，那种居高临下的收容和救济的壮烈感，我拔腿便离开他。生活中人太难找到机会表现崇高，因此人有时是乐得做一次烈士的。但等他明白过来，他会拿那份崇高来压制你，永久占你上风。他的这次牺牲他会同你慢慢清算。

我和律师的关系复原了。我们一同吃晚餐，一同散步、看电视，做爱的间距为两天一次。我尽量给他满意的服务。他依旧客气地要求我：“能请你再变个姿势吗……请把腿再抬高些。好的，谢谢。”客气是客气，把我弄痛的事比过去频繁了。不过别去想别的，只去想他添了些激情，更放得开了。他照例在事后睡去，不紧不慢地打着呼噜。我想，正常的生活多么好，有个男人在身边打呼多么好。存心挑，我也难挑出什么不好来。我时时拿的话勉励自己：能够凑合，是一种成熟。我要积极地凑合，婚姻，做爱，当主妇，再去把剩余的博士学分凑合拿下来。有了凑合，什么都可以一桩一桩拿下来；再拿下一份工作，拿下一个大致体面的家庭和社会地位。

这样，我一点困意也没了。我轻轻爬起来，下了床，尽量不打乱这鼾声单调、均匀的节奏。我把做爱前扔了一地的衣服一一拾起，抱在怀里，一点响动也没有地走出卧室。我在主卧室和次卧室之间的走廊上，穿好衣服。我不知道在半夜三更把自己穿得整整齐齐是干什么。我开了前门，又用钥匙把门锁好，让律师安全地打呼噜。

我只知道我想散散步。我来到亚当楼下时发现自己非主观地想来这里。有七天没见菲比了。我从另一只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门。夜里的客厅更像个展览馆，每件展品下的照明设备各异。亚当书房的灯还亮着，他还在电脑上设计日本庭院。一股淡香飘在空气中，是大麻。我不知我到这里来干什么，据亚当说最后这位罗马尼亚老太太不错，对菲比说得过去。据说亚当事先把监视器摄下的所有磁带都放给她看了，假如这老太太心存百分之一的不老实，看了录像带也百分之百老实了。据说她争取让监视器录下她对菲比如何地死心塌地。亚当告诉我，现在看菲比的了，只要她能嗅惯老太太的罗马尼亚气味。眼下菲比还不行，老太太一接近她就开始尖叫和拳打脚踢。这些是亚当前一天在电话里告诉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