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个先来后到没有——我跟你说话都不行？这小蹄子，她要跟你过不去让她来找我！不然我打上门去，我不怕费事！”

笑起来。他知道我只剩下他了：真实的坏脾气，真实的不讲理唯有他还看得见。

“那你打上门来吧。我正好跟她过得差不多了。”

“把你家地址告诉我。”

我自己也忍不住乐了。我长话短说地把我和律师的局势告诉了他。他在厕所里静静分析着。然后他说：“你对那律师真有感情？”

“我还能找到比他好的吗？”

“他有那么好吗？”

心里不是味了。他说不定想起了我们那些充满缱绻、充满吵闹、充满恶语相向最终又抱作一团的年月。我们那时年轻。真年轻啊——好和不好都是真心实意，爱和怨都是乐趣，都是兴致。我们那时哪来的那么大的兴致，吵啊闹啊，相互刻薄，不依不饶。好像真值得那样生死一回似的。我心里也开始不是味，眼睛、鼻腔有了肿胀感。

“你总不见得看我这样……这样下去吧？”我说，眼泪一下淌出来。

听见泪水哗地淌出我的眼眶。

“你别又像跟那个什么亚当，辛辛苦苦过了一年，最后还过不到一块儿去，落下那么个孩子。”他其实是说：落下那么块疤痕。

我说亚当是亚当。跟律师，我是一步步稳稳地走过来的。一步一步，了解基本完成。我和亚当的真实关系，只有我和亚当知道。我对任何人都无法启齿。尤其对无法启齿。他只知道我和亚当合不来，生了菲比后两人的关系持续恶化，眼下的唯一联系，是又聋又瞎的菲比。把我和亚当想得正常多了，只是婚姻的又一次坏运气。

“好了好了。”说。

我说：“什么好了好了？什么他妈的好了？”我抹了一把泪，同时往菲比刚磕破的脑门上涂碘酒。这类磕碰是小意思，菲比非常习惯。因为她讲不出痛，她把痛作为正常感觉的一部分来接纳了。她的正常感觉范围很大，包括让门缝或抽屉夹了手指，挨麦片粥或汤的烫，沿着楼梯一路滚摔下来。我一面听着在厕所里给我做高参，一面把菲比搂进怀里，往那块伤口上轻轻吹气。我知道这是给正常孩子的哄慰，对菲比全无必要，但我每次仍情不自禁，照例地做。我怀疑我做这些其实是为我自己。

的策略是死不认账：既然我在意律师，打算再碰一次婚姻的运气，我得把谎撒得更彻底、更圆满。世上有几个人能吃得消真话？这是这场谈话的总体精神。他认为他失去我我失去他都因为我俩那时不懂这一点，误以为相互受得了彼此的真面目。爱情需要真实，婚姻需要技巧，这是在厕所里跟我窃窃私语的总结。

晚上九点，我准时给菲比换了优质纯棉睡衣，把她放到床上。然后我花了时间轻轻搔她的发根。这是另一种较灵验的催眠术。十点，我给自己煮了杯无咖啡因的咖啡，加了非糖非奶，往绒布摇椅上一坐。这张可躺可坐的椅子是亚当家里唯一不好看却舒适的椅子。其他家具都极具展示价值，都是一个个设计大师的心血来潮，因而过分精美，缺乏人道。你是可以用它们的，但更主要的是它们用你。

我把绒布椅放置到最好的角落，这样躺上去既舒适又大模大样，给予自己主人公的姿态和心态。我已大致准备就绪，给自己的撒谎布置了一个宽松的氛围。电话拨通了。

“哈罗。”律师说。铃声只响了一下。他这三天都在守株待兔。

接下去我舒舒服服地扯谎，告诉他我如何忙，会议日程、参访日程、采购日程。我绝口不提那天晚上使我和他不欢而散的那个哭闹孩子。

他也像忘了他心里窝了三天的大疑团。他说到他的案子，他如何毁了他在法庭上的对手。他还谈到那场《蝴蝶夫人》，原本该我去坐的座位，紧挨着他空旷着。他照例说起午餐食谱：各种方式烹调的火鸡肉。他认为火鸡胸肉是对人体害处最小的肉类，脂肪低到近乎零点，无胆固醇，含高蛋白。对了，还有个优势：高纤维。它的口感和滋味稍次，但那不重要。人应该选择进食的目的，而忽略进食过程中的乐趣。久而久之，一种食物的益处将会改变人们对它的滋味的恒定看法。

律师不紧不慢地说着。他急火火地等待我的电话，急切地一把抓起话筒，就为了慢条斯理告诉我这些推断和认识。

我们彼此道了晚安。就像我在他身边的所有夜晚，和他并排躺着，他在困意袭来时抓紧时间以最后的清晰口齿对我说：“晚安，亲爱的。”我也会说：“好的，晚安。”时常是在此刻，我突然来了谈兴。但“晚安”之后是不该再起任何兴致的。我对律师在沉重的困意中还保持完好的礼貌而钦佩不已，并微微感动。正如他在听完了我所有谎言，并确定我仅仅在一个路口之外的一所房子里同他胡扯之后，仍然可以保持严谨的礼貌。然后他开始用他的律师手段、律师的便利条件，在二十分钟内就找到了我所在地址的准确、具体方位。

我正在看晚间新闻，门铃叮咚一响。十一点差五分，我绝不期待任何人在这个时分造访。从窥视镜里，我看见来访者是律师，一身运动服装，扎着荧光腰带，以使汽车不撞到他身上去。即使酒徒开车，老远也看得见这根腰带的警示。我只得打开门，我还能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