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特韦尔是丘吉尔的乡村别墅，位于肯特郡的韦斯特勒姆附近，距离伦敦25英里远。中午我去裁缝铺取了我的新衣服，试了试，让裁缝把衣服的尺寸改合适了。他们给我选了几件白衬衫，我穿了其中的一件，还穿了他们刚刚给我做好的棕褐色亚麻西装，那位裁缝选择了一条颜色适中的绿色与紫红色相间的领带搭配西装。然后我坐着部门派出的车子，去赶下午1点15分的火车。（至于是哪个“部门”我就不得而知了）另有这样一辆由司机驾驶的豪华轿车在韦斯特勒姆火车站接我，把我送到了几英里之外的查特韦尔。

我本以为查特韦尔庄园是一栋大型别墅，就像布罗姆利夫人的宅邸那样，要不就是我曾经听说过的理查・迪肯战后放弃的那种豪宅，不过查特韦尔庄园更像是马萨诸塞州乡村里一栋很舒服的房子。很久之后，我才知道，查特韦尔庄园是一栋相当简单的砖房，始建于19世纪，有很多附属建筑物和糟糕的景观，所以外形极为难看。而这栋建筑物并非几代以来都属于丘吉尔家族，而是不久之前才由丘吉尔买下，而且多多少少由丘吉尔的工匠进行了重建。

丘吉尔本人也对庄园进行了改造。

一位仆人把我带到了一个房间里，我抓紧时间“梳洗一番”，然后一位年纪较大的男仆走进房间，告诉我丘吉尔先生希望能和我见一面，问我现在是否方便。我告诉他我很方便。

我原以为我会被带进一间巨大的藏书室，可结果这位高个子、一头灰发的仆人（我之前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只回答了句“梅森，先生”）带着我绕行来到了房子的一侧，只见温斯顿・丘吉尔头戴一顶男士软呢帽，身穿溅满了灰浆的深色连衫裤工作服，正在那里砌砖。

“呵，欢迎，佩里先生。”他喊道，一边用抹刀把灰浆抹平，砌上另一块砖。

那是一面很长的墙壁。

“在伦敦的办公室我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不过这才是我真正的工作。”丘吉尔继续说道。我早就注意到他最喜欢的说话方式就是自言自语。“也就是砌砖和书写历史方面的书。我特别联系了砖瓦匠协会之后才开始砌我的第一面墙。他们吸收我为荣誉会员，不过我依然在交会费。我这个星期的真正工作就是写两千字、砌两百块砖。”

他把抹子放下，突然抓住我的手肘，领着我绕行来到了房子的后面。

“我管这里叫‘惬意的猪’。”丘吉尔说。

“哪里，阁下？”我说。

“哦，当然是这栋房子。查特韦尔庄园。而且如果你是佩里先生，那我就是丘吉尔先生，别再叫我‘阁下’了。”

“好吧。”我说，生生把“阁下”两个字咽了回去。

我们来到一个天井，周围是一片低矮的规整式园林，不过这位财政大臣带我绕过房子去看的并不是这座花园。“这就是三年前我买下这个地方的原因。”他说。

我知道他说的是从山顶看到的风景。不管是当时，还是时至今日，这都是我所见过的最美丽也是最青翠的太平盛世乡村美景。远处有一片森林，里面有山毛榉、栗树、橡树，绿油油的草地一望无际，还有我所见过的最长、绿草最茂盛的斜坡。

“惬意的猪共占地80英亩[10]，”丘吉尔说，“不过正是因为峡谷的美景和这一大片肯特郡林地，我才买下了这个地方，虽然克莱门蒂娜[11]说这里太贵了，而且还需要重建，我们负担不起。我觉得实际情况确实如此。”

“太美了。”我说，意识到我自己有些词穷。

“我可以想象得到，这里的美及不上珠穆朗玛峰。”这位体格魁梧的小个子说道。他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小心翼翼地注视着我。

“那是一种不同的美，阁……丘吉尔先生，”我说，“珠峰到处都是岩石、冰、刺目的光线和狂风。包括狂风在内，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冰冷刺骨。一般情况下，在大本营以上的地方连一点儿绿色都没有，甚至连青苔都没有。除了登山者和稀少的乌鸦外，没有任何生物。没有树、没有树叶、没有草……几乎没有柔软的东西，丘吉尔先生。只有岩石、寒冰、雪和风。这里更……温和、更有……人气。”

丘吉尔一直在仔细聆听，现在他点点头。“我最好接着工作。修完了那道墙，克莱门蒂娜卧室的露台扩建工作就算完成了，等我砌好了那道墙，我就要去建另一堵堤墙。”他挥动短短的手臂和胖乎乎的手，指向左边，“我还建了那些池塘。看到水和水中生物总是乐趣无穷。”

那些池塘很美，而且看上去很自然。不过这一次我什么都没说。

“像你们美国佬爱说的那样，别拘束，就当成你自己的家。”丘吉尔说，“要是你饿了，就告诉梅森或马修斯，他们会给你做三明治。客厅里有酒，你的套房里也有很不错的威士忌，我想在你们那一边池塘[12]，你们管这叫苏格兰威士忌。你的房间里还有书，不过你也可以随意从主藏书室借书。要是你找不到书，那是因为你压根儿不想找到。所有的一切都是公平游戏。6点我们会喝雪利酒或威士忌，7点30分吃晚餐，用餐时间之所以定得早一些，是因为我们其中一位客人会让带一架放映机来，饭后给我们放电影。或许只给孩子们放。我想你肯定会发现今晚一起吃晚饭的客人非常有趣，其中三位尤为如此，待会儿见，佩里先生。”

*

我见到的第一位客人是T.E.劳伦斯。美国记者罗威尔・托马斯在战争期间和战争后期称他为“阿拉伯的劳伦斯”。我刚到楼下参加酒宴，劳伦斯正好也到楼下来。他穿着阿拉伯王子那种裹住全身的长袍，腰带上别着一把弯曲的匕首，匕首的手柄上镶嵌着珠宝。

“挺傻的，我知道。”我们彼此做了自我介绍，并握了握手，然后他说，“不过孩子们喜欢。”

没多久一个年纪较大的人也加入了我们，丘吉尔称他为“教授”。此人是F.A.林德曼教授，后来T.E.劳伦斯小声对我说，1916年，无数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因为无法摆脱那些纸糊似的飞机的水平螺旋状态而丧命，林德曼教授利用高等数学想出了一种机动飞行动作，并称这种方法可以让所有飞机摆脱最严重的尾旋。劳伦斯告诉我——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依旧戴着那条女人气十足的白色棉头巾——英国皇家空军和飞行员都说这种飞行动作不起作用，于是这位教授亲自上阵，展示如何飞行。他在不带降落伞的情况下驾驶一架斯帕德飞机，故意让飞机进入最危险的水平螺旋状态，利用以数学为基础的机动飞行动作，熟练地将飞机从俯冲拉起，此时飞机距离地面只有几百英尺远。显然，秘诀在于让人的手与脚离开控制装置，据林德曼教授说，如果飞行员放任不管，飞机自身便会笔直飞行，与地面平行。他称，正是所有对控制装置的校正和过度校正命令促成了死亡螺旋。劳伦斯说，教授驾驶另一架较旧的双翼飞机进入可怕的螺旋状态，并再次拉起飞机。

T.E.劳伦斯深信不疑地对我说，在这之后，所有皇家空军飞行员都要学习教授的机动飞行动作。

那天的晚宴包括孩子们在内约有12人。丘吉尔的女儿戴安娜十六岁，儿子伦道夫，看上去十四岁，一个十一岁的女孩名叫萨拉，还有孩子们的两个表兄妹，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的名字我忘了），这两个孩子的年纪大约和戴安娜及伦道夫的岁数差不多。晚宴期间，丘吉尔向教授“发难”，让他“在不超过五分钟的时间里用浅显明了的话告诉我们量子论到底是什么”。

丘吉尔从马甲口袋里拿出他的表，开始计时，林德曼教授就开始讲，还余出二十秒时间他就讲完了。所有人都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我真的听懂了。

参加晚宴的还有一位“特殊客人”，当我第一次看到此人在客厅中接过一大杯冰镇香槟酒时，我不由得大吃一惊。

我看到的这个人竟是阿道夫・希特勒。我和帕桑医生一起，在种茶场待了一个月养病，我在那里等待着，其实只是希望有一天理查和雷吉会突然出现，在那期间，我经常想到希特勒。在种茶场，在坐船从印度返回的那几个星期航程里，我看了所有我能找到的关于希特勒的文字。

现在希特勒就在这里。有那么一会儿我开始优柔寡断起来（我担心的不仅是我应该做什么、必须做什么，还担心我怎么才能做到），不过我注意到这人有一头卷发和愉快的表情，脸部骨架微微有些长，而且我还意识到正是这人的假胡子才会使得他和希特勒那么相像，在逗玩孩子们之后、晚餐之前他把胡子摘了下来。根据丘吉尔的介绍，此人是查理・卓别林，他虽然在英国出生，现在却是美国居民。

那天晚上提早吃晚餐，以及孩子们和我们一起用餐的原因就在于此，卓别林带来了他的最新影片（以及一架便携式电影放映机），要在饭后给我们放他最新的电影，以免影响孩子们休息。

然而，卓别林这个人虽然很搞笑、很爱笑，可酒还没喝完，我们还没有被带到长长的餐厅之前，他就把主人家惹恼了。卓别林似乎对他的政治主张十分坚定，而且一直逼着丘吉尔解释为什么财政大臣和鲍德温政府要坚持恢复金本位制。“你们的经济会因此受创，你知道的，”卓别林一边喝酒一边咄咄逼人，“最糟糕的是，物价会上涨，穷人就倒霉了。”

丘吉尔显然很不爽别人指责他做得不对，更讨厌在他自己的家里面对这样的争论，所以等到我们都在桌边找到位置坐下的时候，他气得一句话都不说了。

不过卓别林做了一件奇怪的事，从而打破了沉默。“我今天晚上就得赶回伦敦，所以给大家放完新电影之后，我们或许就没有时间聊天了，所以我在餐桌边给大家来一次预演。”他说。他拿出了新电影《淘金记》的拷贝，这部片子六月份的时候在美国首映，此时尚未在英国上映。

卓别林拿起两把叉子，插进两个小圆面包里。“我的小流浪汉，”这位演员说，“去了阿拉斯加淘金，还要努力博取一位他邂逅的年轻姑娘的欢心。至少在他的想象中，他和她在一起，并且尽全力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因为他不能说话，所以他这样和她交流。”

说完了这句话，那个对政治感兴趣又严肃的查理・卓别林消失了，那个笑嘻嘻又可爱的小流浪汉角色出现了。他用肩膀抵在那两把叉子和小圆面包上，仿佛那两个小圆面包是他的脚，插进小圆面包的叉子是他的腿，他用小圆面包和叉子跳了一小段舞，一边跳一边哼唱着，甚至还用叉子和小圆面包做了高踢腿和灵敏的劈叉动作。最后，他用小圆面包和叉子行了屈膝礼，并且露出了一个小流浪汉式的傻笑。

所有人又鼓起了掌。不快的气氛完全消失了。丘吉尔是我们中间笑得最尽情的一个，他又变得好交际且好客，刚才的火气都不见了。

晚餐妙趣横生，大家都很开心，其间还出现了另一个有些奇怪的插曲。T.E.劳伦斯前倾身体，俯向坐在桌子另一边的卓别林，他那条头巾的丝绸流苏差点儿粘到了果汁冰水里，他对那位电影明星说：“卓别林，卓别林。犹太人？你是犹太人吗，先生？”

卓别林脸上一直挂着笑容。他把装有白葡萄酒的玻璃杯——当时我们都在吃野鸡肉——对着劳伦斯的方向举起，说：“啊，不是，我出生时就注定我没能享受这一殊荣，劳伦斯先生。”

稍后，椅子和放映机都已经摆放在长客厅里，孩子们和宾客都涌向那里，我则找借口告辞了，我说我很累，事实上我的确很累。我和卓别林握了手，告诉他我希望我们有一天能够再见面。他热切地握着我的手，说他也盼望着那一刻。

然后我回到楼上的房间睡觉，接下来的九十多分钟里，一楼不断传来阵阵笑声。

*

仆人梅森把我叫醒了，他叫我的声音轻是轻，可没完没了的，一直到我醒了才住口。我感觉这时候也就是半夜。我父亲的那块表显示此时快到凌晨4点了。

“如果您不介意太早的话，先生，”梅森举着一根蜡烛轻声说，“丘吉尔先生正在他的书房里，刚刚完成工作，现在很想和您谈谈。”

我当然介意。我介意的不仅仅是他们深更半夜无礼打扰我，那位大人物一心血来潮，三言两语就传唤我去见他，而且我对所有的一切都介意得不得了。昨天的晚餐和谈话内容十分有趣，能够见到查理・卓别林对我而言更是跟做梦一样，然而，在珠峰之上发生了那么多事儿，我的朋友们被派去了那里的原因至今依旧是个谜，所以即使再好的应酬也不能弥补依然在我心中翻涌的愤怒和失望。我难过极了，根本没有心情继续那种诙谐幽默的聊天和社交狂欢。我打定主意，一定要直截了当地问问这位财政大臣，为什么他有权力浪费别人的生命，葬送了珀西瓦尔・布罗姆利、让-克洛德・克莱罗克斯、理查・迪肯和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这些人的性命，或者浪费那些已经死掉的优秀的夏尔巴人的性命，以及那个年轻的奥地利人科特・梅耶的性命，我真想找到那个T.E.劳伦斯，对着他的脸，大声告诉他梅耶正是一位犹太人。还要告诉他，梅耶比我遇到过的那些穿丝绸衣服、打扮成阿拉伯人的英国纨绔子弟都要有胆识。

我到丘吉尔的书房里去找他时，他肯定还紧皱着眉头。虽然心情不大好，可我还是承认，这间位于顶楼的房间真是太令人难忘了。梅森带着我穿过都铎式建筑式样的门口，后来我才知道那种装饰叫作模制门窗框，然后他静悄悄地走了出去，同样静悄悄地关上了门，我看了看四周和上方。我的视线无法从房间的上方收回。天花板显然被移走了，成穹状弯曲的梁和椽都露在外面，看上去就和英国这个国家一样古老与坚固。这间巨大的房间铺着宽大且褪色的地毯，不过中央部分并没有铺地毯。书架嵌在高高的墙壁内，满满当当装的都是书。（我已经见过楼下的那间藏书室了，那里的藏书足以满足任何一座美国中西部中型城市的阅读需要）房间四周摆放了很多椅子和几张低矮的书桌，其中一张豪华的红木雕刻的书桌后面有一张非常舒适的布面椅，可是丘吉尔却站在一张高桌子后面，那张桌子的桌面有些倾斜，用很有年头的木头制成，未加任何修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