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5月15日，星期五

我们在中午之前回到了大本营。那里差不多成了一片废弃的营地。

当然了，帕桑医生还在那里，他那两位被冻伤的病人还在他们的帐篷里养病。昨天所有人从绒布寺回来之后，帕桑进行了截肢手术：昂・蚩力的十根脚指都没了；拉帕・伊舍则失去了四根脚指和右手的三根手指。帕桑告诉我和J.C.，正常情况下，他会再等很长一段时间才做手术，可从昂・蚩力的脚指开始，溃烂已经扩大到了整只脚，坏疽也在威胁拉帕的右手和左脚。

我和让-克洛德去看望他们俩：昂・蚩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兴，他说他迫不及待地想试试放在他登山靴脚指位置的木楔，看看在没有真正脚指的情况下走路是什么样子。我和J.C.都产生了一个想法，却没有大声说出来：一个夏尔巴人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中穿着凉鞋走路，并不会穿英国制造的登山靴。可很显然昂倒是不在乎这其中的细微区别。

拉帕遭受的创伤没有昂严重，却要沮丧得多。他们两个人的脚上都缠着绷带，红黄色的碘酒浸透了绷带。拉帕轻轻捧着他那只现在只剩下两根手指的右手，一边流眼泪，一边叨叨。据帕桑翻译，他是在说他再也找不到工作了。

来到帐篷外，我和J.C.说起了昂・蚩力的高昂斗志，帕桑则轻声说：“永远不要怀疑在术后使用一点点鸦片带来的效果，那东西可以令人精神振奋。”

大本营里只有大约五个夏尔巴人，帕桑告诉我们，昨天雷吉和理查给大部分夏尔巴人都分配了背运任务，把装备都背到“高处的营地”去，即在最后一道冰坡底部的三号营地和北坳之上的四号营地。帕桑还说，今天有人捎信下来，山上狂风大作，暴雪特别大，所有人都被困在了北坳下面，只有理查、雷吉和两个老虎夏尔巴人上去了。而且据帕桑猜测，现在就连他们这四个人或许也退回了三号营地。至少二号营地和三号营地有很多顶帐篷、睡袋和食物，可以供多人住进去或整休。

帕桑对我们说，他自己也很着急要到更高的营地去，只要他的两个病人病情见缓，他就动身。当然了，他能不能恢复自由，还要看有没有人再受重伤，以至于他只能把伤者送回大本营医治。照我猜测，帕桑只是不愿意和他的雇主，也就是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分开这么久。

我和让-克洛德决定要把装备背到今天我们所能到达的最高营地去，虽然我们从大本营出发的时间比较晚。我看我俩都太需要来一次洁净的登山之旅，把装备背上去，一扫黎明时分的阴霾。我知道我会做到。

很多吸氧装备已经被夏尔巴人运去了较高的营地，我和J.C.尝试搬运两套装在背物架上的整体氧气罐，这六罐氧气几乎无一渗漏，我们缩身套上了安全带，准备在夜幕降临之前把这两套吸氧装置背上我们所能登上的最高处。

把欧文和芬奇改良过的吸氧装备背在背上——今天我们不会吸一口英国的空气，所以面罩和阀门都塞在金属框架里——我们背运的东西就差不多已经达到了理查规定的负重标准上限25磅，不过我们还是背了一些个人物品，以备在哪个高处营地停留之用，或许我们要在那里一直待到尝试登顶的一刻呢。于是，我们用了两个卡肩式前背包，这东西其实是一战期间用来装防毒面具的袋子，是理查买来的（可没买防毒面具），很便宜，他买了很多。这种背包好用极了，可以塞进我们的个人物品，包括额外一些衣物，剃须工具包——我已经有一个星期没用这些东西了，因为我挺讨厌用冷水刮胡子——照相用具，卫生纸，等等。高处的营地里可能有多余的睡袋，不过我和J.C.都不想冒险：我们把睡袋紧紧地卷起来，罩上防水保护套，然后绑在了氧气管框架的外金属杆上。

我们带上了那些尺寸不一的奇特冰镐（只把长冰镐放在外面，不和其他东西系在一起）和两个J.C.的祝玛，并穿上了12爪冰爪，用带子将之绑好（虽然去二号营地的大部分路途都要在冰碛石上穿行）。今天冷得要命，雪也非常大，我们穿上了芬奇的羽绒外套和雷吉的羽绒裤子，外面套上了沙克尔顿夹克和滑雪裤。

我们离开时和帕桑握了握手，随后穿越肮脏的冰碛石壁和偶尔出现的几根冰柱，一路登上了布满岩石的河谷。天气依旧十分恶劣，可视距离只有15英尺。这里的风要比绒布河谷的大，落下来的雪似乎并没有积得很厚，坚硬的雪粒如同大号铅弹一样，刮到我们的脸上，弄得我们生疼。

我俩用一根40英尺长的理查奇迹绳系在一起，肩上还悬挂着更多的绳子，由我打头，我和让-克洛德一路向上穿越12英里长的河谷和冰川，向北坳进发。

*

我和J.C.先是登上了槽谷，随后攀上了二号营地上方的冰川，在这段漫长的徒步跋涉中只在必要的时候说了几句话。我们分别陷入了各自的思绪中。

我想到了山上的死亡。巴布因为我们的胡闹而白白丢了性命，我对他的死感到了真真切切的内疚。此外，我还想起了其他一些发生在登山时的死亡事件，以及我对这些死亡的反应。对于登山时的突然殒命，我并不陌生。

之前我已经说过了，哈佛登山俱乐部一直到去年，也就是1924年才正式成立，可当我于1919年—1923年在哈佛求学期间，每逢假期和闲暇时间，在春天和秋天里我们几个人就去附近的昆西采石场登山，到了冬季则会去征服新罕布什尔州的山脉。在登山圈子里，我们几个人称“哈佛登山四人组”。

大学讲师亨利・S.霍尔是我们的非正式领队，我们这支特别登山队就在他家里开会，正是此人于1924年组建了哈佛的正式登山俱乐部。我们这个小队的另外两名成员是特里斯・卡特（与我同岁）和艾迪・贝茨，贝茨比我们小一岁，是个讨人喜欢的混血儿，堪称顽强的登山者。个子不高，他登山时会使用膝盖、手肘和快速移动的脚后跟，登山技术异常娴熟。

霍尔教授和他那些年纪更大、经验更丰富的登山伙伴专门攀登加拿大的落基山脉和阿拉斯加的落基山脉，不过攀登后者的时候并不多。在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初秋学校放假，我们四个人去爬了加拿大亚伯达的神庙山，登上了东部山脊——现今这座山脊的攀登难度评级为IV5.7左右。艾迪失足了，拉断了一根60英尺长、连接着他、特斯里和我的绳子，不幸摔死了。我们并没有做保护，艾迪摔下来得非常突然，而且是垂直落下，如果不是绳子断了，我和特里斯肯定会和他一起掉下那面北壁。

当然了，艾迪的死令我们非常哀痛，我们用年轻人怀念同龄死者的特有方式表达悲伤。艾迪的父母来哈佛收拾他的遗物，我很想和他们说说话，可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掉眼泪。开学之后，我开始翘课，就坐在我的房间里沉思。我肯定我再也不会去登山了。

这时候霍尔教授来看我。他告诉我，要么去上课，要么就退学。他说我现在这副鬼样子只是在浪费我父母的钱而已。至于登山嘛，霍尔对我说，只要下第一场雪，他就会带学生登山者去登华盛顿峰，还说我应该自己做决定，以后是不是要继续登山——他觉得我的登山技能倒算是可圈可点——还是从此与登山一刀两断。“但是，死亡是这种运动的一部分，”霍尔教授告诉我，“这是一个严酷的现实，很不公平，可客观现实就是如此，用绳子和我们连在一起的朋友或伙伴死了。如果你还想继续登山，杰克，你必须学会说句‘他妈的’，然后继续前进。”

我从没听过哪位老师或教授说这三个字，这给了我很大的震撼。他传授给我的经验教训同样令我醍醐灌顶。

可在过去几年的登山经历中，我还是学会了说“他妈的”，然后继续前进。起码是在一定程度上学会了这么做。在我、理查和J.C.攀登阿尔卑斯山脉的那几个月里，我们参加了不少于五次营救，其中三次都有人不幸遇难。诚然，遇难的登山者我一个都不认识，可我逐渐了解，人从山上掉下来，一定会被摔得支离破碎，不成人形：四肢张开，骨断筋折，摔下去的过程中衣服被凹凸不平的岩石扯破，血流各处，头骨被撞碎，或者身首异处。从高处摔死决不是一件有尊严的事情。

巴布・里塔并没有从山上掉下来，他只不过是跟着两个傻瓜从一个斜坡上滑降下来。下雪的时候，在美国任何一座市政公园里，人们都可以找到这样一个带雪橇滑道的斜坡。只是那些滑道里往往不会有藏在雪下的砾石。

“他妈的，”我听到自己轻声说，“继续前进。”

*

狂风呼呼吹过槽谷中的冰柱，一登上冰川，我们就要挖出固定绳索，在穿越冰隙之际确保安全，不过那些插着旗子的竹枝给我们指明了方向。

我们赶在天色开始发暗之前来到了三号营地，可雷吉和理查不在那里。三号营地里有六顶帐篷，其中两顶是超大号的米德帐篷，可我们却看到八个夏尔巴人都蜷缩在较小的米德帐篷里睡觉。彭巴呻吟着说他们都感觉很不舒服：全都得了“高山疲劳症”，1925年，我们都这样叫高空病。没有睡袋的人就裹着厚厚的毯子。彭巴说，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和理查大人都在北坳上的四号营地里，特比・诺盖和登津・伯西亚与他们在一起。据彭巴说，那里的风太大了。

我和让-克洛德退出这个臭烘烘的米德帐篷，商量了一下。天已经晚了，等我们到了四号营地时，天就该黑了。不过我们带了威尔士矿工头灯来，我的防毒面具袋里还有一个手电筒，我们俩都感觉自己浑身充满力气，而且没有耐性等下去。

说来也真够奇怪的，攀登最难的一部分竟然是从三号营地踩坑开路，向着那道雪坡脚下进发，然后在斜坡上徒步跋涉200英尺，来到第一根固定绳索开始拴系的地方。暴风雪和昏暗的天色遮掩住了害死巴布的那块砾石，可我还是不禁想象着，新落的雪下有一层冰冻的鲜血，就像是白面包下方涂抹的薄薄一层草莓酱。我们来到了斜坡比较陡峭的部分，固定绳索就在那里，我们只能用冰镐挖开新堆积的雪，找到固定绳索，并把它们从雪里拽出来。接下来，我们从帆布袋里找出了头灯装备，又拿出了那个小登山装备，让-克洛德按照他小时候养的一只狗的名字给这小装置取名为“祝玛”。他好像就是这么说的。

J.C.仔细做了检查，确保我已经把祝玛牢牢钳在理查的奇迹绳上，我说：“真是你发明了这个小装置？”

我的朋友笑了。“的确是我，不过是与我父亲合作的成果，那时候他帮一个名叫亨利・布鲁诺的法国年轻人打造一种装置，这个人希望能借助这个装置攀登山洞里自由悬挂的绳索。因为这东西是给一个人做的，所以我父亲没想着去申请专利，布鲁诺也没这个打算，他把他那种较大的洞穴探险绳索上升设备称为‘猴子’。我决定改良一下，把这东西做得更小、更坚固，从而增加安全性，并且采用较轻的金属打造，又增加了一个弯曲把手和把手防护装置，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戴着连指手套的手伸进去了。另外我还设计了一个比较坚固的凸轮扣在绳索上，这样就不用害怕失足或绳子断裂了，瞧，就是这样！”

“不过‘祝玛’真的是你的狗的名字吗？”

让-克洛德笑只是回报给我一个更加灿烂的笑容，随后开始使用这个机械装置登山，我琢磨着应该把使用祝玛登山的方式称为祝玛式登山了。

*

一年前，不管是马洛里、欧文、诺顿，还是其他人，都用了四五个小时才能登上这面连接北坳的冰壁，尤其是遇到了我和J.C.碰到的这种打着旋儿的暴风雪的时候。在攀爬这面冰壁时，大部分时间马洛里差不多都是弯着腰，尽心尽力地用冰镐在冰雪之上开凿出新的踏脚处，因而累得筋疲力尽。我和J.C.把新冰爪的前尖刺进冰雪之中，同时借助祝玛向上攀登，只用了不到四十五分钟就登了上去，在这个时间里，我们还在半途休息了一下，悬在绳子上吃了几块巧克力。我们确实用到了长冰镐，可只是在向上攀登的途中用它来插进冰雪之中，以便在左手占用的情况下保持平衡，抑或用它来敲掉我们上方几码固定绳索上的冰雪。

暴风雪太大了，从冰架穿越北坳，前往位于北坳西北角高大冰塔之下的四号营地，这一段路程令人胆战心惊。可理查和其他人已经为我们打好了非常棒的基础，即便狂风肆虐，暴风雪侵袭，他们还是布置了稳固的竹枝和红色三角旗。如此一来，穿越这条路线简单得就像走在一条8英尺宽的高速公路上一样，虽然遍布着很多数百英尺深的冰隙，可这些缝隙都已经被标记分明了。

现在四号营地建起了一顶中型温伯尔帐篷，这顶帐篷是拆分开背运上来的，还建了RBT，也就是雷吉的大帐篷，以及两顶较小的米德帐篷，理查计划把运往更高营地的装备放在这两顶帐篷里。等这些东西被运上五号和六号营地之后，夏尔巴人在上下来往于理论上的补给线时就可以住在这些米德帐篷和温伯尔帐篷里。

我们走进温伯尔帐篷门，理查和特比・诺盖吃惊地抬头看着我们。我俩先是在小前区抖去外衣上的雪，然后到里面找他们。我想我俩现在的模样肯定非常可笑，羽绒兜帽高高系紧，皮飞行头盔罩住了整张脸，头灯亮晃晃的，护目镜上结了一层冰，沙克尔顿夹克的肩部积了很多雪。这两个人显然没想到会有人来，他俩正靠在一个乌纳炉边，梅塔燃料燃烧着，一个大锅里正煮着什么东西，在23,500英尺海拔之上，气温特别低，我们用乌纳炉和梅塔燃料来煮东西吃。在这样的海拔高度沸点为77摄氏度左右，而在海平面上则需要达到100摄氏度。77摄氏度听起来似乎很烫了，可等到冷空气一吹，我们“煮沸”的热饮就会降到人体体温的温度。

我们露出了脸，这时理查说：“晚饭立刻就好，先生们。我们做了很多炖牛肉。”

我和J.C.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很显然，在经历了好几个小时的徒步跋涉和登山之后，早晨的阴霾已经自动消失了。

我原以为理查会因为巴布・里塔的死指责我，结果他并没有这样做，甚至连个尖锐的问题都没问。我知道理查・戴维斯・迪肯也非常喜欢巴布・里塔。

“你有什么登山计划，理查？”我们吃完了最后一点儿炖肉和重新加热的饼干，抿着不冷不热的咖啡，这时候J.C.问道。

“到了早晨，除非天气变得更糟，否则我们就去尝试登上北部山脊，前往五号营地。”他说，“几天之前我们在那里建了两顶米德帐篷……我们只能寄希望于它们没有被风刮走，也没有被雪崩卷到下面的冰川上。”他指着我和J.C.放在帐篷一角的吸氧装备，“你们上来的路上用了吗？”

我们摇摇头。

“很好，”理查说，“不过在四号营地还存有其他吸氧装备，而且我建议你俩夜里用一个氧气罐……用那个双人吸氧罩。如果你们感觉冷，或者真的感觉不舒服，1.5公升流量的氧气会让你们好起来。如果明天早晨去登山，我们都需要睡个好觉。说到这个，你们有没有带多余的电池和矿灯来？”

我点头。

“很好，”他又说了一遍，“我所说的‘明天早晨’，指的是凌晨3点半或4点左右。”

我本想说，啊，你终于听从雷吉的建议了，不过我还是决定把这句话咽下去，只是问了句：“雷吉和登津・伯希亚呢？”

“在大帐篷里。”理查说。突然之间他笑了起来，“今天早晨，在三号营地，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无意中听到我和几个夏尔巴人在那里讨论RBT，她就跑过来质问我。她听好几个人说过这个RBT，所以她想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告诉她这代表‘雷吉的大帐篷’，并因为冒昧使用她的名字向她道歉，结果她只说了声‘啊’，脸还腾一下红了。我真搞不懂她到底以为我们在说什么。”

我想了足有一分钟，然后突然想到了一个可能性……“雷吉的大帐篷[7]……”这下子轮到我脸红了。我赶紧灌下去几口咖啡，掩饰我那张红彤彤的脸。

狂风猛吹着温伯尔帐篷的帐篷壁，不过此时倒不像一个星期之前在三号营地那样，感觉帐篷要塌了。而且，就算这顶帐篷被吹垮了，我们还有两顶没用过的米德帐篷和雷吉的大……帐篷……可以当作这场暴风雪中的救生艇。

当然了，除非在拴系结和桩子被狂风卷起来时，我们来不及从帐篷里跑出去。如果是那样的话，赶在这顶帐篷尚未滑向边缘掉进无底冰隙或垂直坠到1000英尺之下的冰川上，我们只能尝试用手抓破帐篷帆布逃生。

我们钻进睡袋里，依旧抿着最后一点儿咖啡，这时我把随身携带的一本书拿了出来。这是一本非常流行的战时英国诗选《人类的精神》，然后开始给其他人高声朗读一首丁尼生的诗，这时候理查突然开口道：“打扰一下，杰克。我能看看这书吗？”

“当然了。”我不再朗读，把书递给他。

理查站了起来，依旧穿着靴子的他套上羽绒外套，卷起了他的睡袋，抓起他自己的背包，走出帐篷，走进了猛烈的暴风雪之中。

我真有点儿摸不着头脑，只好对自己笑笑，心想这就是个玩笑罢了，没准儿是他拿书当卫生纸了，虽然我们都随身携带了一些卫生纸来。我把头和肩膀伸出温伯尔帐篷，刚好看到理查把《人类的精神》扔进其中一个较深的冰隙里。然后他消失在了打着旋儿的暴风雪中，朝着其中一顶堆满装备的米德帐篷走去。

我合上帐篷门帘，瞧着J.C.和特比。这两个人看上去和我一样，都挺惊讶，而且搞不清楚状况。

我晃晃脑袋，想说点什么，又琢磨着是不是这么高的海拔让我们这位年纪较大的英国朋友患上了暂时性失心疯，这时候帐篷帘的带子突然解开了，雷吉走了进来。她并没有穿羽绒外套，不过她倒是把它们拿了过来，一起拿来的还有她的羽绒睡袋和可充气睡垫。

“我能进来吗？”她问，其实这时她早就已经进到帐篷里来了，正在重新系好帐篷门。

“请……是的……欢迎……当然。”我和J.C.连声说。特比一直瞪眼看着，我这才想起来他只懂一点儿英语。

我们挪出地方，雷吉把她的睡垫和睡袋铺好，解开靴带，把靴子脱下来，然后钻进睡袋里，不过她并没有躺下，还坐在那儿。她飞快地用尼泊尔语对特比说了什么，然后这个夏尔巴人点点头，穿好靴子，卷起他的睡袋，又抓起他的背包，走到了外面的暴风雪中。

“我就是告诉特比，今夜我要在这个帐篷里睡觉——如果你们两位没问题的话——还说登津・伯西亚在我的圆顶帐篷里一个人挺孤单的。特比明白了我的暗示。我们现在有更多空间躺着睡觉了。”

今晚在这里睡，我头昏昏地想。接下来我才意识到自己真够可笑的，居然像个老古板似的对此感觉惊讶。除了木乃伊式的睡袋，我们三个人都是里三层外三层的，穿着好几件棉、羊毛和鹅绒衣服。我想起了在英国听说过的一个故事，讲的是罗伯特・弗尔肯・斯科特在南极的一件事儿。很显然，在地位和社会阶级方面，斯科特是个相当保守的人。据说，他们在海岸附近搭建了一栋大型简陋屋，在里面一个大房间里，他居然挂了一张毯子，把士兵和军官隔开。可在向极地行进初期——此时其他几个人返回了那栋简陋屋，从而逃过了一劫，没有在那次探险中丧生——有人非常谦恭地问斯科特，晚上到外面冒着严寒回应自然的召唤去解手时，为什么他用的时间要比别人长。“大致来说，”据称斯科特这样说，“难就难在要把3英寸长的东西从7英寸厚的衣服里弄出来。”

换句话说，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今夜和我们在一起非常安全。当然了，就算我们三个人都裸睡，她一样不会受到任何侵犯。

“我出去上厕所时正好看到理查先生把一本书扔下悬崖，然后匆匆去了那顶米德帐篷腾地方睡，而那顶帐篷中的一半地方都放着为更高营地准备的物资。”

听到这里我不禁愣了一下。上厕所？在这样的暴风雪下大小便，就连我们这些男性登山者都不会离开帐篷，只是使用被我们称呼为“尿瓶”的东西，我们可不像斯科特那样对这种事儿特别挑剔。等天气好了，我们就把那些东西倒在外面，可我从来都没想过，一个女性登山者在……“上厕所”时会遇到的麻烦。我发现自己很想知道她是不是在冰隙边上摇摇晃晃，而且也很担心她会冻伤。

我绝对不会承认我的脸又红了，不过我的的确确别开了脸，一直到我恢复了泰然自若，才转过头来。

“那是本什么书？”雷吉问。我意识到J.C.也在等着我的答复。

“哦，是罗伯特・布里吉斯编纂的英国诗选《人类的精神》。”我连忙回答道，“我听说乔治・莱・马洛里曾经在四号营地给帐篷里的人大声朗读书中的诗歌，所以我觉得或许……挺合适……去……”我把话吞了回去。

雷吉点点头。“我知道为什么迪肯先生会把书扔到山坳下面去了。”

我看看J.C.，可他看上去和我一样，都是一头雾水。海拔这么高，理查疯了不成？我们应不应该认为他到现在还在生马洛里的气，抑或还嫉妒他？似乎哪一点都说不通。

接下来雷吉问了一些问题。她的话简直令我难以置信。

“你们有谁见过你们的朋友理查・戴维斯・迪肯的裸体？”她用平静的声音问道。

我和让-克洛德再一次面面相觑，可我们谁都无法给出回答，只能冲她摇摇头。

“就知道你们没看过，”她说，“我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