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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着仿羚羊皮棉织物面罩的巴布・里塔看上去就和睡着了一样。
帕桑医生在一号营地迎上了我们，他让我们把担架放在几个箱子上，借着提灯的光亮，他给巴布进行了初步检查。
“我想迪肯先生说得对，巴布的颈部和脊柱没有直接创伤，”帕桑说，“不过我们要把他抬到下面去。你们还抬得动吗，得去大本营呢，或者我去找别的挑夫来？”
我和让-克洛德无论如何都没打算让别人来替我们抬起担架的这两个角。当然了，这态度挺荒唐的，因为这好像是我们在惩罚我们自己。不过当时我就在想，我们，特别是我，的确应该受到惩罚。我至今依然如此认为。如果我们没有表现得像两个缺心眼儿的小学生，如果我没有大喊一声“瞧好了”，然后做出那样愚蠢的行为，巴布・里塔现在应该好好地在三号营地，一边吃晚饭，一边和他的夏尔巴人朋友嘻嘻哈哈。
快到夜里11点的时候我们终于来到了大本营。医务室帐篷侧边的帘子掀了起来，这里的夜暖和得惊人。一丝风都没有。医务室帐篷挂着六盏煤油灯，咝咝声不绝于耳，我终于明白了为何帕桑医生希望在这里做重要的医治工作，因为这里的空气不那么稀薄，比较暖和，而且光线也比其他营地充足很多。
和我们一块下来的四位夏尔巴人回了他们的帐篷，我和J.C.则瘫倒在医疗帐篷的铺地防潮布上，与此同时，帕桑开始仔细检查巴布・里塔的伤势。我的双臂累坏了，我感觉我再也不能把它们抬起来了。
帕桑医生先是清理了巴布的伤口，换上了新绷带，然后给他做了三十分钟检查，包括量血压，测脉搏，还检查了其他生命体征，这之后他一个字都没说。接下来帕桑拿出一个氧气罐，把氧气罩放在巴布的脸上，并把流量开到最大，又把两条毯子向上拉到这个夏尔巴人的下巴下方，然后把刚才用过的其中一盏提灯和两面镜子撤走，这时候我终于开口问：“情况有多坏，帕桑医生？”
“他气息微弱，脉搏也很弱，呼吸困难，”帕桑说，“我几乎可以肯定，巴布头部撞击到砾石的部位出现了血肿，也就是说，那里形成了血块。”
“你能治吗？”让-克洛德问。我知道这位登山向导见过很多人在山上死于大脑栓塞，这些人死前都是如此，要么是受了伤，要么是出现了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