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在1867年夏天，我跟卡罗琳、凯莉和家里三个仆人(乔治、贝西和埃格妮丝)险些被赶出家门、流落街头。

当然，我们早就知道梅坎比街9号租约即将到期。尽管我经常跟房东起争执，但我还是有信心至少可以，也肯定会再续约一两年。原来我自信过了头，于是7月份我们忙着在伦敦东奔西走找房子。

不用说，一直到6月我都忙着创作《月亮宝石》，那时我已经写好前三章给狄更斯过目。6月以后狄更斯又交给我一个新任务，所以找房子的责任就落在了卡罗琳身上。

她四处忙碌奔走那段时间，我窝在宁静的俱乐部撰写《月亮宝石》前三章。

6月最后两天，我在盖德山庄度周末，把我完成的部分读给狄更斯听。狄更斯听完非常开心，当下决定用七百五十英镑买下连载权，预定12月15日起在他的《一年四季》发表。我马上利用这个消息跟美国的哈泼出版社谈条件，要他们以相同金额购买连载权。

7月1日我回到伦敦，卡罗琳像只饥饿的苍蝇在我脑袋周围嗡嗡嗡打转，要我去看她相中的几间出租或待售的合适房屋。我跟她去看，结果除了一间在康瓦尔街的房子，其余全是浪费时间。我指责卡罗琳不该到马里波恩区以外的地方找，表面理由是我很喜欢这个区域。事实是，我跟卡罗琳的新家不能离波索瓦街太远，因为“道森太太”等于已经在那里定居。

我梅坎比街9号那个爱吵架的房东强势要求我们8月1日以前迁出，我得知消息后心平气和，打定主意不予理会。卡罗琳却紧张得头痛欲裂，更加疯狂地到处看房子，每天晚上喋喋不休地发泄她的满腹牢骚。

那年5月狄更斯邀我跟他一起为《一年四季》1867年的圣诞特刊共同创作长篇故事，我同意了，当然事先与威尔斯在杂志社经过漫长、几乎像闹剧般的激烈协商。狄更斯也算英明睿智，从来不亲自跟我谈钱的事。我为自己的那半则故事开出四百英镑高价。亲爱的读者，实话跟你说，我之所以提出这个数目，纯粹因为那是我1855年投稿到狄更斯杂志第一篇大受好评的故事所获稿酬的十倍，我记得那篇故事叫“萝丝妹妹”。最后我同意接受三百英镑，并非我个性软弱或胆小怕事，而是因为我希望能再次跟狄更斯公开合作，也想借此机会抚平那个月的祖德事件留下的任何小裂痕。

那年夏天狄更斯心情显得好极了。7月我原本打算重新开始撰写《月亮宝石》，但我在盖德山庄度周末期间，狄更斯说服我立即着手共同创作圣诞故事。他建议写一篇以我们1853年在阿尔卑斯山区旅行——从各方面来看，那都是我们相对比较愉快的时期——的经历为背景的故事，连篇名都想好了，叫“禁止通行”。

卡罗琳听说我要暂停《月亮宝石》的创作，喜形于色；等听到我接下来几个月会经常待在盖德山庄，她又怒不可遏。

我从盖德山庄回到伦敦那个星期一，卡罗琳把自己锁在房里，哭哭啼啼地指控我把找房子的事丢给她一个人，一点儿忙都不肯帮。那天我收到狄更斯来信，当时他也进城来，在杂志社办公室工作：

本函旨在声明，本人(如署)早先宣布圣诞特刊共三十二页，可比一头满口胡言的蠢驴。本人特此郑重澄清，前述圣诞特刊应为四十八页，并且内容充实分量十足，一如本人过去以来亲自挥汗演示证明。

这就是1867年7月狄更斯打趣逗乐的情绪。

那年夏天马莎的心情比卡罗琳好多了，所以我结束在俱乐部的工作之后，经常步行到波索瓦街吃晚餐顺便过夜。由于我偶尔会在俱乐部的客房留宿，也频频搭火车到盖德山庄跟狄更斯讨论《禁止通行》，有时也在那里过夜，所以卡罗琳从不多问。

有天晚上我在俱乐部提早吃晚餐，用餐快结束时，我猛一抬头看见菲尔德横越餐厅大步走过来。他问也不问就擅自拉张椅子到我的个人餐桌旁，坐了下来。

我第一个反应很想告诉他：“探长，这个俱乐部只接待绅士。”但他脸上挂着难得的笑容，挤出满脸皱纹，我于是拿起餐巾轻抹嘴唇，挑起单侧眉毛取代发问，默默等着。

“亲爱的柯林斯先生，好消息。我要第一个告诉您。”

“你抓到了……”我转头看看偌大餐厅里寥寥几名用餐客，“地底那位绅士？”

“还没，先生，还没。不过快了!不，这件事关系到您目前寻找新住处的需求。”

我没告诉菲尔德我们房子租约到期，不过我对这个人掌握的任何信息已经不再感到诧异。我继续等着。

“您还记得山渥德太太制造的难题吗？”他轻声说着，眼神到处飘，仿佛我们俩在共谋什么似的。

“当然。”

“难题消失了。”

我实在太意外了。“那位女士改变心意了吗？”我问。

“那位女士，”菲尔德说，“已经死了。”

我眨巴着眼，倾身向前，用比菲尔德刚刚更像共犯的口气悄声问道：“怎么回事？”山渥德太太是个六十多岁、反复无常的干瘪老太婆，看上去大可以反复无常地活到更干瘪的九十多岁。

“她很识相，从楼梯上跌下来摔断了脖子。”

“太惊人了!”我说，“在哪里摔的？”

“她虽然死在格洛斯特街90号的房子里，不过是在仆人用梯。如果您搬进去，肯定不会有机会走到那里去回想起她的不幸。”

“仆人用梯？”我重复一次，脑海中浮现出我的绿皮肤黄獠牙女人。“山渥德太太跑到仆人用梯做什么？”

“这就不得而知了。”菲尔德笑呵呵地说，“时间搭配得刚刚好，不是吗？现在不会有人阻止您去租那栋房子了。”

“她那个传教士儿子呢？”我问，“他一定会从非洲或什么地方赶回来……”

菲尔德用他长满老茧的手挥走我的疑虑：“原来山渥德太太买格洛斯特街90号的贷款一直没付清，她根本没有权利把房子留给谁。”

“那么屋主是谁？”

“是波特曼阁下。房子的产权一直都属于波特曼阁下。”

“我见过波特曼阁下呀!”我叫道，声音太大，好几个用餐客转过头来。我压低音量，又说：“探长，我认识他，人很理性。我记得他在波特曼广场附近有不少产业，还有贝克街和格洛斯特街。”

“柯林斯先生，您说得没错。”菲尔德脸上带着那抹得意又格外邪恶的微笑。

“你知不知道他开价多少？”我问。

“这我倒是自作主张打听了一下，”菲尔德说，“波特曼阁下说他可以接受二十年期租金八百英镑。当然，这包含马厩里那些雅致的畜舍。承租人可以把马厩转租出去补贴租金。”

我觉得口干舌燥，于是喝了些波特酒。八百镑不是一笔小数目，当时我手边没有这么多钱，不过我知道等我母亲过世，我跟查理可以得到我母亲从她姑母那里继承到的一笔大约五千英镑现金的遗产，至于我母亲的其他财产，碍于我父亲遗嘱的规定，我父母名下的资产我们都不能自由运用。再者，菲尔德说得没错，那个马厩确实可以转租出去。

菲尔德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两支颜色深得可疑的雪茄。“你们俱乐部餐厅应该没有禁烟规定吧？”他说。

“没有。”

他剪开雪茄末端，递给我一支，然后点燃自己的，开心地喷了几口烟，再把火柴递过来作势帮我点。我上身前倾，允许他帮我点烟。

菲尔德挥手招来俱乐部年纪最大也最耿直的侍者巴托斯，说道：“麻烦你给我一杯跟柯林斯先生一样的酒，谢谢。”

巴托斯皱着眉头匆匆离开，显然对这个衣着草率态度专横的陌生人很不以为然。我不禁再次感叹，我的人生怎么会跟这个古怪又霸道的警探纠缠不休。

“这雪茄够水平，柯林斯先生，您说是吗？”

那烟草根本就像种植在被遗忘的地窖里发霉的靴子里。“品质一流。”我答。

菲尔德的酒来了。我大脑里那些时时警觉、刻刻谨慎的节俭细胞不情愿地把这杯酒纳入我在俱乐部那张数额已经够庞大的账单里。

“先生，恭喜您好运上门。”菲尔德举起酒杯。

我也举起酒杯，一面跟他碰杯，一面想着这下子卡罗琳终于可以停止抱怨和鬼叫了。坦白说，当时或接下来那几天，我完全没想过可怜的山渥德太太和她始料未及的命运，唯一的例外是我编谎言瞒骗卡罗琳她的死亡原因与地点的时候。

生活在我死后的未来的读者，我想我该跟你聊聊另一个威尔基了。

我猜到目前为止你一直认为这个威尔基是我想象力的产物，或者是我不得不服用的鸦片酊的副作用。其实都不是。

我一生都摆脱不了第二个自我。从小我就以为自己有个双胞胎兄弟陪我玩，也经常跟我母亲提起这件事。长大一点儿之后，我经常听我父亲谈起他教“威尔基”画画，我很清楚他说的那个时间我其实不在家，在那些课程中受益的是我的化身。十五岁时我跟一个年纪比我大的女性初尝禁果，无意中转头看见另一个威尔基——跟当时的我一样有着明亮双眼、没有胡子，站在阴暗墙角兴趣盎然地瞧着。刚成年那段时间，那另一个我似乎遁入他来自的那个灰色地域。有好几年的时间里，我确定自己终于甩掉他了。

可是到了我这本回忆录里描述的那段时间之前几年，我的风湿性痛风引发的持续性疼痛必须仰赖鸦片制剂缓解，此时另一个威尔基回来了。我们分别的时间里，我的性格变得更温和、更愉快，对人更友善，另一个威尔基却变得更苛刻、更具攻击性。多年以前我初识波希(在他讨得狄更斯欢心之前)时，曾经对他说我“有种挥之不去的诡异感受，总觉得‘有人站在我背后’”。

我从来不排除是鸦片酊将另一个威尔基召回。《一个英国瘾君子的自白》作者托马斯·德·昆西是我父母的朋友，他曾经写道：“如果有个男人‘开口闭口谈的都是牛’，哪天他成了鸦片吸食者，那么他大有可能会梦见牛，只要他不至于迟钝到连梦都不做。”双重身份一直是我在写作与人生方面的执著，我始终感觉有个化身盘旋在现实生活朦胧的边缘地带。鸦片酊这种药物经常被视为通往其他现实世界的有效利器，难怪我开始每天服用以后，我的童年玩伴另一个威尔基就应召前来。

亲爱的读者，如果你熟悉我的作品，就会发现我的大部分故事和所有小说都有这种身份认同问题。这种现象始于最早的《安东尼娜》(我着手创作这本书的时候才二十二岁)，代表善与恶的双重身份游走在我故事的纸页中。我笔下的人物(我想到《白衣女人》里的劳拉·费尔莉和我下一部作品《无名氏》里的玛德莲·范斯东)被冷酷又残暴地剥夺真实身份，不得不寄宿在别的姓名、别的心灵、别的面貌的空洞躯壳里。

我小说里的人物即使获准保有原始身份，也经常不得不对外隐瞒，或冒用他人姓名，或者因为视力、听力、口语能力或肢体的丧失而失去自己的身份。我的人物经常会发展出全新性格，随着我鸦片酊剂量的增加，这种身份转换也愈加频繁。

狄更斯鄙视我作品里的这种特色，但我的读者显然很喜欢。附带一提，我并不是唯一一个执著于描写“另一个自己”或双重身份、双胞胎与身份混淆的作家：有个叫莎士比亚的摇笔杆家伙比我更常运用这类主题和创作手法。

早在祖德这场噩梦还没开始以前，我就经常纳闷儿：我是不是因为欠缺某些存在于另一个威尔基身上的特质，所以比较不被看重。比方说我的名字，或者该说别人如何称呼我这件事。

虽然菲尔德和他那些探员不嫌麻烦地称呼我“柯林斯先生”，但其他所有人好像都叫我威尔基。偶尔我会称呼狄更斯“亲爱的狄更斯”，但我的朋友们不会叫我“柯林斯”。他们就是直接喊我“威尔基”，仿佛我在大家心目中始终是个孩子。就连小孩子也不例外：凯莉从小就喊我威尔基；狄更斯很多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也都喊我威尔基，除非狄更斯或乔吉娜命令他们使用尊称。俱乐部里那些人即使彼此相识多年，也绝不会直呼对方的教名，却会在初见我时毫不见外地喊我威尔基。

这也太奇怪了。

那天晚上我偷窥狄更斯跟祖德和另一个威尔基谈话后快速逃离，隔天吃早餐时我对狄更斯说我梦见了那样的情景。

“那是真的呀!”狄更斯叫道，“亲爱的威尔基，你也在现场!我们聊了几小时。”

“我完全不记得谈话内容。”我感觉皮肤上竖起无数冰凉细针。

“也许这样比较好，”狄更斯说，“有时祖德会用他的催眠能力抹去谈话对象的部分或全部记忆，只要他认为这些记忆会让他或对方遭遇危险。当然，这种记忆抹除对我无效，因为我跟他一起施行这种催眠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