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一个喜爱收养野猪和蛇，并且认为自己“与所有生物都属于一个大家庭”的人，竟然尖酸刻薄地反对达尔文主义，还因为要他纡尊降贵也属于灵长类而很不高兴，这是一件奇怪的事。他接受这样的概念：有一个阶梯，将黑夜般的动物引导到光天化日的人类，但是，达尔文主义者那得意洋洋的实证主义使他的人本主义和基督教精神同时都受到了伤害。我们大家都忘记了，革命理论很快从科学的假说发展到论证阶段，这使奥默先生与布尼贤神甫势不两立。在这个思想水准上，表明人是动物的后代实际上就是一种反唯灵主义的立场，与其说其目的在于阐明造化的神秘锁链，还不如说干脆要贬低人的价值，而这一点科麦斯咖啡馆里的那些达尔文主义者乃至实验室里的那些人都没有怎么太注意。奥克塔夫·皮尔麦茨不能预见到德日进的情况，也没有预见到，宗教内部一些思想先进的精英们到一定的时期终会归顺进化的理论，而那时候进化论在科学界已经不是坚如磐石的教条了。
这个对由来已久的大自然的壮丽景色如此心仪的人，面对着地质学及古生物学的新发现竟然皱起了眉头，因为这些发现不符合《圣经》上所说的历史。但是尽管普通的常识显而易见，他厕身其中的为数众多的精英们，一代接一代地竟满足于犹太基督教文化对过去的六千年那贫乏单薄的解释，大概是因为这六千年从宏观上符合人记忆的现成数据，仿佛为大多数人制造出了一个受理性支配的最高界限。千百个世纪的地质演变对于奥克塔夫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就像天文学上的光年跟今日里大报的读者毫无关系一样，尽管他们还想象着到南门二上去着陆。在奥克塔夫看来，在他和亚当之间隔着一百二十代，这已足够让他感到如临深渊般的昏眩了，在这期间，少不了危险的、说不清楚或者混沌蒙昧的角落。这个奥克塔夫为上天造物之雄伟而感叹，有时也会想到，就在他从窗户到书桌走这几步的时间，地球已沿着它的轨道运转出千百公里了，他却没有发现，如果在十六世纪，他可能反对哥白尼，而在十九世纪，他是反对拉马克和达尔文的。
在雷莫的热情中也有那个时代的恶劣习俗和偏见。他通过更令人筋疲力尽的精神苦行也达到了实证主义，但他的这种实证主义像一切教条戒律似的僵硬古板。他在多瑙河口旅行时，一天晚上遇到了一帮茨冈人。一个老妪走到他身旁要给他算命，他把手抽了回来，仿佛被一种邪恶下流的请求惹恼了，嘴里嘟囔着：“迷信就是肆意滥用了一些精神上怯懦的人的轻信盲从。”他一点也没有想要试一试，看看在那些职业预言家的老生常谈中是不是也夹杂着一丝说明真实的纤细线索：研究超心理学的时代尚未开始。超心理学是个好的词汇，它让人研究昔日里不加考察就扔到魔术妖法的废品堆上去的那些东西。这个可敬佩的青年背负着这样的一个缺陷，那就是他的乐观主义，几个世纪以来这是左派思想的一个特点。他跟他的偶像米什莱和雨果一样，相信人是善良的，不仅是神话或历史之初的那些人，甚至到如今，大街上的那些人也是善良的。他接受他那个时代的先进人物特别喜欢的这种假设。如果发展工业能够解决赤贫的问题，那么工业企业侵吞了他哥哥那么珍视的阿克兹的树林和田野又有什么要紧呢？他认为，要经过许多世纪才能解放非洲的黑人，并为此感到很失望；相反，他觉得美国的奴隶制已经由林肯彻底消灭了；他甚至想象不到，有色人种的屈辱地位会以另外一种名称用另外一种方式长期持续下去。
就在他的身旁，普通百姓在他的笔下显露出绘画般的面貌。他在巴黎对他的哥哥说：“跟我一起来吧，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外表寒酸的小酒馆，观察工人们的约会。听一听这些伙伴们如何互相倾诉他们的情谊，他们那黢黑粗糙的双手是如何紧紧地握在一起。他们就是人类灵魂的化身……你能相信这些劳苦的人们愿意做坏事吗？”
“咳，我相信他们会做坏事，由于无知。”奥克塔夫惴惴地轻声说。
“那么，就应该跟这种无知作斗争……这些宽宏豪爽的灵魂，应该给他们一个能思考的头脑作武器……他们应当知道不要靠强权人物来给他们支持，要通过教育建起坚固的堡垒，从他们本身寻找到拯救自己的力量。”
这种煽动性的辞藻并不比奥克塔夫的论辩更有价值。雷莫没有发现，他倾向于平民百姓的一部分热情出自一个站在远处把“下等阶级”理想化了的少年，他在经常来往的人中间受到太多的拘束，迫切需要扩大他同伴的范围。这些工人跟奥克塔夫的卡普里渔夫一样因袭传统，是些传说中的人物，跟兄弟俩那么崇拜的斯拉夫叙事诗中的武士或克罗克特洛尼斯的游击队员似的，临死时还互相说一声永别，再加上个亲吻。奥克塔夫和雷莫在不知不觉中向往着一个单纯的、英雄式的、血气方刚、精力充沛的世界，与他们在其中长大的资产阶级世界完全不同。那个热情的年轻人并没有错：我们一切错误的根底就是无知，而知识才是治疗无知的药物，但这里说的是一种比某个文盲更可怕的无知，只上个小学是消除不了的。雷莫感受到了人类本身的良善，他相信这一点，也感受到了人类社会的不完满，这让他处于矛盾窘困的境地，好像有铁钳夹住似的心痛欲裂，这也正像许多基督徒那样，一方面看到了现实的罪恶，另一方面又相信上帝无所不能。现实让他深恶痛绝，他需要相信“黄金时代”临近了：“让我们盼望着那个时代到来，那时，由于教育越来越普及，暴力和阴谋销声匿迹。这才是让我高兴的事。”这一种笨拙的信念发生在萨多瓦和色当战役以前的两三年，距离以后一九一四年的两军在战壕里相持还有五十年（那时，阿克兹村毁于兵燹，村子的本堂神甫和三个村民被枪毙了），距离德国大建集中营还有不到四分之三个世纪（埃尔曼和他的儿子也倒在纳粹的子弹之下），在广岛扔了原子弹，森林里的树叶全落了。然而，这个哲学上的小学生提出的命题还很正确：即使他明知道人类是由缺陷和贤德杂糅而成，他也还是相信人类未来的幸福，“如果没有自由意志，我敢肯定，善良注定会到来”。
奥克塔夫·皮尔麦茨曾在某处说过，的确，人们从对美的热爱发展到对真实的热爱，再从对真实的热爱发展到对公正的热爱，而不是顺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他显然想到了他的弟弟。然而他自己也经历了某些变化，让他部分地摆脱了浪漫主义的美学观点，必须承认，也就是这一点使他这个熟读普鲁斯特作品的人经常有像勒格朗丁·德·梅塞格里斯一样的疏懒慵怠。他既不是斗士也不是改革家，只是一种制度下的特权人物，而他却看到了这个制度令人憎恶的那一方面。对于他来说，发现贫苦工农的生活悲剧已经很了不起了，而他那个圈子里的许多人否认工农处于穷苦之中，而且全社会对此也视而不见。有人说，他的晚年，因为大量的施舍而破了产，这是他唯一能够行善的方式。必须掌握比我们手头更多的材料，才能弄清楚家里和周围的一些人对他轻易地作出如此的判断有什么意义，或者只不过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原因。如果考虑到他这个圈子的人重视捍卫社会秩序，十分正统，那么他所说的公正社会的见解是很大胆的。他曾写道：“即便是所犯的罪过穷凶极恶，人们有时也应该找到减轻其罪过的理由。”他不知不觉已经成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信徒。显然在这里与他在蒙斯法院的审判台上审理案件是两回事，而且这个看法也更为现实。“要知道，人本身是道德和罪孽不可分解的混合体，两种因素由于一种神秘的法则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道德有可能蜕变为罪孽，而罪孽也会转化为道德。”他在自己身上就有了这个具有基督精神的卓越发现：“所有的人身上都有黑夜的污点。”我们在这里已经接触到纪德的“不要去评断别人”。
当社会精英贪婪地从物质上的进步中获得好处（姑且不论这进步带给他们的利益），同时幻想着道德上的进步从而给自己以安慰时，他当然有理由谈论一下文明本身的脆弱性。“只要有人对铺满大地的芸芸众生瞥一眼，就会被人类的野蛮凶恶吓坏。文明只在几个小点上得以实现，一旦发展到顶峰，就会来一次抽风痉挛，把文明破坏殆尽。”然而他本人也像当年的雷莫一样，至少还试图希望“光明在不知不觉中扩散开来”。但是当前的现实和临近的未来情况都打破了这个梦想。约在一八八〇年，他向约瑟叙述他到莱茵河畔一座小山上散步的情况：
“放眼望去，莱茵河两岸一片肥沃的平原，到处耸立着上面筑有碉堡的山头。我想到那些不幸的年代，人们不得不建筑这些可怕的堡垒，只有它变为废墟时我们才能加以欣赏。但我的悲悯之心还是使我更偏爱那些寺院的废墟……在这些崩塌的城堡里，我看到的只是仇恨和凶暴的丑脸。
“我正在那里沉思默想，突然飞驰的马蹄声直传到了中庭。这是一队普鲁士的轻骑兵穿过了城里的街道，马刀在闪闪发光。野蛮和凶顽并没有彻底消逝，只不过在假寐，一到时候就会醒过来。我穿过平原回到我住的旅馆，走到了穆方多夫村，这里只有一条又长又窄的街道，两旁是泥土垒成的房子，里面脸色黧黑浑浑噩噩的人们在做彩绘镶嵌的手艺。再也没有比这更穷困污秽的地方了。一个繁花似锦的国度竟有如此的景象，真是令人惊奇。”
悲悯，比怜悯这个词更能说明问题，这个词表示跟可怜的人一起忍受痛苦。然而悲悯并不像大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懦弱的感情，也不是与威猛的正义相反的懦夫的情绪，它远不能跟日常生活中的情感概念相比，这种白热化的怜悯就像刀刃一样，只切入具有一种可怕天分的人的心，这天分就是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不管这种人是强壮还是孱弱，果敢还是胆怯，聪明与否（问题不在这里）。从这种一往情深而又违反常例的观点出发，人们就只能带着某些局限来谈论美了。就从《孤独的日子》这部作品说起，在他那浪漫的辞藻中间随处都会出现一个使人心碎的细节。人们指望读到，这个醉心于阅读忒奥克里托斯和维吉尔的二十六岁的年轻人，在罗马的郊区遇到牧羊人，会把那里描写成牧歌式的田园风光，把一切煞风景的事物都删除掉。“村旁的一块林间空地，与村子之间只隔着一道铁线莲种成的绿篱，我看到两只临死的羊羔被吊在一棵梣树的树枝上。牧羊人刚刚用刀割断了它们的脖子，当鲜红色的血滴到苔藓上时，几只山羊咩咩地叫着，低下脑袋，一只只地挤在一起。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意大利中部萨比纳地区的田园风光。”
奥克塔夫离开意大利时，取道阿尔卑斯回到了法国，他在冰霰风雪之中遇到了一小群破衣烂衫冻得发抖的徒步过路人，他们都筋疲力尽，头上戴着绽了线的破帽子。这都是加里波第的老兵，离开家乡，要到远方的阿根廷去找一份工作。“他们中间的一个人，穷愁潦倒面色苍白，爬上了一个陡峭的山坡，心里痛苦得发了狂，用浊重的嗓音唱道：‘Dansa，canta，poverello．’他的同伴们苦笑着跟他应答，但这声音都被狂风吹散了。”这是多雷式的浪漫场面。在意大利，看的是天主教堂、葡萄园和灿烂阳光下的历史遗迹，这段描写却以另一种形象结束了整个的旅行。也就在这次穿过阿尔卑斯山时，奥克塔夫想到了拉马车的那些牲口：“有十四匹勇气百倍而又耐心十足的马拉着我们的车。这些结满了白霜的可怜牲口摇晃着鸾铃，披星戴月，在苍凉惨淡的天光底下奋力向前，这是多么悲壮的景象……我们走过了格朗克鲁瓦村。那时，只剩了一匹马，它的影子斜映在山石上，都改变了形状，就像个痛苦的幽灵一直陪伴着我们。马车在冰上咯咯吱吱地呻吟着，我们开始下山了。”尽管文字的风格正像当时流行的那样有些造作，但里面的怜悯和痛苦却也像冰雪一样砭人肌骨。
在以后的作品中这样的痕迹越来越多。终于，就像洒落一滴清冷的水似的，出现了犹如祷词和圣歌一样充满了怜悯的句子。几乎不像是写出的，我们简直如闻其声了：“让蚕儿去结茧吧。不要触动这暖乎乎的蛋窝窝……当冰层又薄又脆时，不要从上面走过。不要践踏新生的幼芽。当迁徙的鹤寻找一块可以容它立足的地方时，不要出声去惊吓。当春天的汁液上升到树梢时，不要在树皮上刻画你的名字。不要在重载的船只上跳跃。任凭白雪覆盖着苔藓，因为它还会变绿……”在他临终前不久，诗人对约瑟推心置腹地说，他的记忆里布满了他所目睹的那些悲哀场面留下的伤疤。他能够为别人的不幸而痛苦，并且不仅认为自己属于将来的人类，而且还与广大的一切生灵同属一个类别，这些都是非常罕见的品质，不能不怀着敬意特别加以说明。
<hr/><ol><li>✑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于1844年出版的小说。​</li><li>✑Sir Anthony van Dyck（1599-1641），佛兰德油画家，在他所作的肖像中极善于表现面部及手臂的暖色皮肤。​</li><li>✑Jules Michelet（1798-1874），法国历史学家、作家。​</li><li>✑今称布拉迪斯拉发。​</li><li>✑Euripides（前484？-前406），希腊悲剧作家。​</li><li>✑特洛伊王子赫克托尔的妻子与出征前的丈夫惜别的场面是史诗《伊利亚特》中最悱恻动人的一幕。赫克托尔战死之后，她率领特洛伊的妇女到雅典娜的神庙去，请求女神帮助她们领回丈夫或儿子的尸体，这就是欧里庇得斯的悲剧《请愿的妇女》的主要情节。​</li><li>✑Jacopone da Todi（1231-1306），意大利诗人。​</li><li>✑法国小说家费奈隆于169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讲的是希腊英雄奥德修斯与珀涅罗珀的儿子忒勒玛科斯的故事。​</li><li>✑Charles Montalembert（1810-1870），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li><li>✑Félix-Antoine-Philibert Dupanloup（1802-1878），奥尔良的天主教主教，19世纪中叶法国天主教开明派的代言人。​</li><li>✑Salvator Rosa（1615-1673），意大利画家、雕刻家、诗人、音乐家。​</li><li>✑Maurice Maeterlinck（1862-1949），比利时诗人、剧作家、散文作家。​</li><li>✑Johann Kaspar Lavater（1741-1801），瑞士作家、爱国者、新教牧师。​</li><li>✑均为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中的人物。​</li><li>✑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1881-1955），法国哲学家、古生物学家。​</li><li>✑Theodoros Kolokotronis（1770-1843），希腊将军，曾领导希腊反对奥斯曼帝国的独立战争。​</li><li>✑Giuseppe Garibaldi（1807-1882），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领袖。​</li><li>✑意大利文，跳吧，唱吧，穷鬼们。​</li><li>✑Gustave Doré（1832-1883），法国版画家。​</li></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