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莫希斯是个危险的家伙,”杜兰说,“提防他。”
莫希斯・沃特伯格是好莱坞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他的三元文化公司比大部分公司都更景气,但拍出来的片子是最糟糕的。莫希斯・沃特伯格在这一创造性的地带中制造出一部赚钱机器,而他体内连一根有创造性的骨头都没有。
沃特伯格非常肥胖,穿着赌城风格的西装,很少开口,从不显露任何情绪。他相信要给予你所有你可以从他那儿拿走的东西,绝不给你任何你无法逼迫他和公司律师放弃的东西。他不偏不倚,会骗制片人、大明星、编剧和导演都失去他们在成功电影里的分成。他从来不会因为伟大的导演、伟大的表演、伟大的剧本而心怀感激。有多少次,他花了一大笔钱,却只买到糟糕的玩意。所以,如果能少给钱,为什么要给某个人他应得的酬劳呢?
沃特伯格谈论电影就像将军们谈论战争,他会说类似这样的话:“你不打碎鸡蛋,就做不成蛋饼。”当一个生意伙伴宣称他们私交如何,或一个演员告诉他他们如何爱着彼此时,沃特伯格会浅浅一笑,冷酷地说:“当我听到‘爱’这个词时,就会掏腰包了。”
他鄙视个人尊严,自豪于被人指责,完全没有体面的概念。他并不执着于想成为一个言出必行的人。他相信白纸黑字的合同而不是握手。他永远都会得意于把自己人的点子、剧本、影片的合法分成骗过来。如果被人斥责——往往是某个神经过于紧张的艺术家(制片人懂得不能那么做)——沃特伯格会简单地回答:“我是个拍电影的。”就像波德莱尔在面对指责时说“我只是个诗人”一样。
他像黑道混混用枪一样指使着律师们,像卖淫女利用性一样利用喜爱之情,像希腊人用特洛伊木马一样利用着杰出的作品。他支持并同情威尔・罗杰斯退休演员之家、以色列、印度饥饿的几百万人、巴勒斯坦来的阿拉伯难民。他所反对的只是对独立个人的慈悲。
当沃特伯格开始掌权时,三元文化公司正在亏损。他的生意是全城最难做的,他永远都不会在真正有创造性的想法上下注,除非它们已经被其他公司证明过了。他最大的王牌就是小成本。
当其他公司因一千万成本的电影而每况愈下时,三元文化公司从不拍预算超过三百万的电影。实际上,只要超过两百万,莫希斯・沃特伯格或者他手下的三个副总就会二十四小时紧盯着项目。他通过逼着制片人签工保证书、导演以分成作担保、演员出卖自己的灵魂等手段,使之能按预算拍电影。一个能够按预算或者低于预算拍出电影来的制作人对莫希斯・沃特伯格来说,就是英雄,他很清楚这一点。他不在乎电影只赚回成本。如果那电影超过预算,即使赚了两千万,帮公司赚到了一大笔钱,沃特伯格还是会援引制作人合同里的惩罚条款,夺走他的利润分成。当然,肯定会有官司,但公司有二十个领薪水的律师,他们都迫不及待要上法庭锻炼一下,所以通常会庭外和解,尤其是如果那制作人、演员或编剧还想在三元文化再拍一部戏的话。
人人都赞同的是,沃特伯格在组织方面是个天才。他有三个副总,分别负责不同的独立帝国,并相互竞争以得到沃特伯格的青睐,并期待在将来的某一天接替他。三个人都有宫殿般的房子、巨额奖金,并在自己的领域内有绝对权威,只有沃特伯格有权反对他们。他们三个会猎捕天才、剧本,想出特别的计划,知道他们得保持成本低廉,乖乖听话,并在胆敢把哪怕一丝丝的独创性的火花提交到沃特伯格位于公司大楼顶层的办公套间前扼杀掉它。
他在性方面的名声无懈可击。他从来没有享乐过,不跟年轻女演员风流。从来没有给导演或制作人施压,要请某个他特别喜欢的人演电影。一部分是因为他天生禁欲,性生活方面需求低;另一部分是因为他自己的个人尊严感;最主要的原因则是,他跟青梅竹马的爱人结婚,并幸福地生活了三十年。
他们在布朗克斯区的一所高中相识,十几岁就结了婚,从此之后一直生活在一起。
贝拉・沃特伯格过着童话般的生活,作为一个在布朗克斯高中的丰满少女,她用大胸脯和极度的质朴这一致命组合迷倒了莫希斯・沃特伯格。她穿着松松垮垮的粗羊毛衫,裙子也大两号,但那就像是在黑暗的洞穴里藏着闪光的辐射金属块,你知道它们在那儿,被藏起来的事实只会让它们变得更具性诱惑力。当莫希斯成为制片人时,她并没有真的理解那意味着什么。她两年内生了两个孩子,并很情愿在接下来的生育期里继续一年一个地生下去,但莫希斯叫了暂停。那时他已经把大部分精力倾注到事业中,再说,他以前所渴望的那具身体因为生孩子而伤痕累累,他曾吮吸过的胸脯开始下垂并显出静脉来。她是个犹太家庭主妇,太乖了,完全不合他的胃口。他为她请了女佣,便把她忘得一干二净。他仍然承认她的价值,因为她是个出色的洗衣妇,他的白衬衣总是被浆洗熨烫得毫无瑕疵。管家也不错,她会随时注意到他的赌城风格西装和花哨的领带,准时轮换送洗,不会太频繁导致它们磨损,也不会太拖沓。有一次,她买了只喜欢躺在沙发上的猫。莫希斯坐在沙发上,起身时裤腿沾上了猫毛。他把猫抓起来朝墙上扔,歇斯底里地冲贝拉尖叫。她第二天就把猫送走了。
但力量就像魔法一样,会从一个源泉流到另一个源泉。当莫希斯变成三元文化公司的总裁时,贝拉・沃特伯格就好像被仙女的魔法棒碰过似的,加州出身的总裁夫人们把她拉入圈中,最时尚的发型师给她弄了个黑卷发皇冠造型,令她看上去像是皇室的人。那所演艺圈的人都会去的庇荫温泉疗养中心里的训练课程毫不怜惜地惩罚着她的身体,她的体重从一百五十磅降到了一百一十磅,甚至连胸部都缩小了——相对于她身体的其他部分来说,还是很大。一个整容医生把它们切小,变成两个小小的比例完美的蔷薇花蕾,既然他已经动了刀,就顺便弄瘦了她的大腿并从她屁股上切下来一大块肉。公司的时尚专家专门为她量身打造了一衣橱的衣服,好配合她的新身材和新身份。贝拉・沃特伯格照镜子时,看到的不再是个肉多丰满、庸俗好看的犹太公主,而是个纤细、蜂腰肥臀的四十岁女人,仿佛是初进上流社会的小姐,精力充沛,活泼无比,浑身都洋溢着能量。但她并没有幸运地看到,她的形象只是对她过往的扭曲,她以前的那个自我就像个幽灵,仍附着在她的骨骼中和脸部的线条上。她是位建立在她遗传下来的粗大骨架上的瘦弱时尚女士,但相信自己很美丽。所以,当一个奋斗中的年轻男演员假装爱上了她时,她准备好了。
她无比热情而诚挚地回应了他的爱,去了他在圣莫尼卡的肮脏公寓,有生以来第一次被彻底地干了一场。那年轻演员十分刚健,献身于他的职业,全身心地投入自己这个角色中,连他自己都几乎相信自己坠入了爱河,甚至到了为她买只古驰手镯的地步。她终身都珍视这份礼物,作为自己第一份伟大激情的见证。当他要她帮忙,为自己在三元文化的一部大制作电影里弄个角色时,她说自己从不干涉丈夫的生意,他彻底困惑了。他们吵得很凶,随后那演员便从她生活中消失了。她思念他,思念那污秽的公寓和他的摇滚唱片,但她以前是个头脑冷静的姑娘,也成长为一个头脑冷静的女人。她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从此之后,她挑选情人就像喜剧演员挑选帽子一样谨慎。
在那之后的一些年中,她在和男演员的恋情中变成了一个磋商专家,有足够的鉴别力挑出那些有天赋的。的确,她更喜欢有天赋的那些。通常来讲,聪颖与天赋相辅相成,她则为他们的职业提供帮助。她从来没有犯过直接找自己丈夫的错。莫希斯・沃特伯格太过于高高在上,不屑于关心这样的决定。取而代之的是,她去找三个副总裁之一。她会喜不自禁地说着她去看某个小团体表演易卜生戏剧时发现的一个天才演员,坚持说自己跟那男演员没有私交,但很确定他对公司会是笔财富。副总裁把名字记下,那男演员会得到个小角色。没多久,消息传开来,贝拉・沃特伯格随时随地会干任何人的恶名就传开了,以至于不管她什么时候拜访其中一个副总裁,那个副总裁都会确保他的一个秘书在场,就像妇科医生在检查病人时会确保有护士在场一样。
三个争权的副总裁必须得帮助沃特伯格的妻子,或者说,觉得他们必须那么做。杰夫・瓦艮跟贝拉成了好朋友,甚至会把她介绍给某些特别正直的年轻人。当这一切都不行时,她就会去罗迪奥街上的昂贵店铺里狩猎女人,戴着难看的硕大无比的男士墨镜,跟漂亮的年轻女演员在私人餐馆里共进漫长的午餐。
杰夫・瓦艮与贝拉关系很熟,他最有可能在莫希斯・沃特伯格退休后接替他。但有一个问题,如果莫希斯・沃特伯格知道他老婆是贝弗利山庄的荡妇梅莎丽娜,他会怎么做?八卦专栏在报道贝拉的奸情时,都不指名道姓,但沃特伯格不可能看不出来,贝拉太恶名昭著了。
和往常一样,莫希斯・沃特伯格再次让大家惊讶了。他什么都没做,极少报复那些情妇,也从来都没谴责过自己的妻子。
他第一次进行报复,是有个年轻摇滚歌星吹嘘自己的战果,说贝拉・沃特伯格是“一个疯狂的老婊子”。那摇滚明星的本意是赞美,但对莫希斯・沃特伯格而言,那就跟他的副总裁穿着蓝牛仔裤和高领毛衣来上班一样,是对他的侮辱。摇滚歌星一张专辑赚的钱是他主演一部电影的十倍,但他被所谓的美国梦传染,在电影里演自己的自恋令他沉迷其中。在第一次看片会上,他组织了一群随从——跟他一样的艺术家和女朋友们——去沃特伯格的私人看片室,跟三元文化公司的顶级明星挤在一起。那是当年最大的派对之一。
那个摇滚明星一直等着,他等啊,等啊,等啊,电影一直播放下去,但屏幕上却完全没有他的影子。他的部分全部被剪下来扔到了剪辑室的地上。他当场就发了疯,必须得被人送回家去。
莫希斯・沃特伯格曾用一场精彩的政变庆祝他从制片人转型到公司总裁。多年来,他已经注意到公司的大人物都很愤怒在奥斯卡奖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演员、编剧、导演和制片人身上,他们的员工得到了他们创造出来的那些电影的所有荣誉,这让他们愤怒。
几年前,莫希斯・沃特伯格第一个支持要在奥斯卡颁奖礼上颁欧文・G・托尔伯格纪念奖。他很聪明,在计划中指出这一奖项不会每年都颁发,它必须发给多年来一直保持高质量的制片人。他又很聪明地加上一条——每个人只能得一次托尔伯格奖。因此,很多电影从来没有得过奥斯卡,但在电影业很有影响力的制片人,能够通过获得托尔伯格奖变得举世闻名。但即便这样,真正的电影公司大佬和真正赚钱、表演却不够优异的明星还是会被漏掉。沃特伯格于是支持加一个人道主义奖项,颁给在电影业实现了最高理想、将自己献身于整个行业甚至人类进步的人。终于,两年前,这个奖项颁给了莫希斯・沃特伯格,他当着一亿心怀崇敬的电视观众接受了这个奖项。颁奖的是位国际知名的日本导演,原因很简单,找不到任何一个美国导演能够面不改色地颁发这个奖。(反正杜兰在给我讲这个故事时是这么说的。)
在莫希斯・沃特伯格接受奖项当晚,两个剧作家因极度愤怒而心脏病发,一个女演员把电视机从贝弗利威尔希尔酒店四楼的套房里扔了出去,三个导演从电影学院辞职。但那个奖项成为莫希斯・沃特伯格最有价值的财物。一个编剧曾评论说,这就像是集中营的难民投票给希特勒,说他是他们最喜欢的政治家。
是沃特伯格完善了这一技巧:让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被贝弗利山庄一栋大宅的房贷套牢,逼着他努力工作拍差劲的电影。是莫希斯・沃特伯格的公司一直不断地在法庭上绝不退让地剥夺本该属于那些富有创造力的天才的钱。沃特伯格在华盛顿有靠山,政客有美丽的年轻女演员来取悦,还有秘密基金和全世界费用全包的昂贵假期。他知道如何利用律师和法律来完成经济谋杀、偷窃和拐骗。至少杜兰是这么说的,对我而言,他听上去就像任何一个美国商人。
除了他的狡诈,他在华盛顿的人脉是三元文化公司最重要的财富。
他的敌人散布了许多关于他的丑闻,但那些都不是真的,他的生活很禁欲。他们谣传说他非常小心地每月秘密飞去巴黎找童妓。他们散布谣言说他是个窥淫癖,当他妻子跟她的情人寻欢作乐时,他会透过她卧室的窥视孔看,但这些全都是假的。
他的智慧和人格毫无疑问,不像其他电影业的大人物,他回避公众的眼光,唯一的例外就是他对人道主义奖的追寻。
当杜兰开进三元文化公司时,他十分厌恶。所有楼房都是混凝土建筑,就像工业园,长岛相形之下只能算是给机器人的集中营。我们开过大门,保安没有给我们特殊停车位,我们只能使用计费停车区。它红白相间的木栅栏会自动升起来,得扔二十五美分硬币进去,才能通过出口的栅栏。
我以为这只是意外,是秘书的错误,但杜兰说这是莫希斯・沃特伯格给我这种天才下马威的一部分。他们永远不会这样对待导演和大明星,但希望编剧明白不该妄自尊大。我觉得杜兰有些过分猜疑,大笑着,但那也惹怒了我,只有那么一点点。
在主楼里,有个保安来检查我们的身份,然后打电话确保他们的确要见我们。一个秘书下楼来,带我们上电梯直达顶楼,顶楼真的挺吓人,有品位,但吓人。
把所有这些放到一边,我得承认我对杰夫・瓦艮的魅力和他的电影业底线印象深刻。我知道他是个骗子,但不知为何那看上去很自然,就像在一座热带岛屿上发现某种长相奇异却不能吃的水果一样。我们坐在桌前,我的经纪人和我,瓦艮告诉他的秘书说自己不接任何电话。这令人受宠若惊。但他显然并没有真正不接电话,在我们的会议期间,他至少接了三个。
在会议开始前,我们还要等沃特伯格半小时。杰夫・瓦艮讲了几个好笑的故事,包括那个俄勒冈姑娘是怎么划破他的卵蛋的故事。“如果她干得更好,”瓦艮说,“她本可以在过去这些年帮我省下很多金钱和麻烦的。”
瓦艮的电话响了,他带我和杜兰沿走廊来到一间完全可以当作电影场景的奢华会议室里。
长长的会议桌边坐着尤果・克利诺、胡里楠和莫希斯・沃特伯格,他们正轻松地聊着天。桌子那端是个中年男人,一头毛绒绒的白发。瓦艮介绍说他是电影的新导演,叫西门・贝尔福特。我听说过这个名字。二十年前,他拍了一部伟大的战争电影,在那之后,他跟三元文化签了一份长约,变成杰夫・瓦艮的王牌次品制造者。
跟他在一起的那个年轻人是弗兰克・里切蒂,他有一张五官分明而狡诈的脸,穿着是休闲-摇滚明星-加州嬉皮士混合风格,那效果在我看来非常不错,他完全符合简奈尔所描述的在贝弗利山庄四处晃荡的唐璜般的骗子兼皮条客的形象。她把他们称为污泥之城,但也许她这么说只是好让我高兴。我想象不出任何姑娘能抗拒像弗兰克・里切蒂这样的男人。他是西门・贝尔福特的电影执行制片人。
莫希斯・沃特伯格没有浪费时间废话,他的语调中充满力量,立即就让一切都岌岌可危。
“我不喜欢马洛玛尔留给我们的剧本,”他说,“那种方式完全错了,那不是三元文化的电影。马洛玛尔是个天才,他本来可以拍出这部电影的,但我们公司没有一个人有他的水平。”
弗兰克・里切蒂插了嘴,世故但魅力十足:“我可不确定,沃特伯格先生,你这儿就有些很好的导演呢。”他充满喜爱地冲西门・贝尔福特微笑。
沃特伯格非常冷酷地盯了他一眼。我们肯定不会再听到里切蒂说话了,贝尔福特则脸红了红,眼神躲了开去。
“这部电影,我们投了很多钱,”沃特伯格继续,“我们得保证这项投资,但不想批评家都跳起来攻击我们,说我们毁掉了马洛玛尔的心血。我们希望利用他的名声让这部电影得到好处。胡里楠会发一份新闻稿,我们这里的所有人都会签名,说这部电影将会完全按照马洛玛尔希望的样子去拍,这将会是马洛玛尔的电影,是对他的伟大和他对这个行业贡献的最后致敬。”
当胡里楠把新闻稿分发给大家时,沃特伯格停了一会。漂亮的信纸,我注意到,三元文化的红黑标志十分鲜明。
克利诺轻松地说:“莫希斯,老伙计,我想你最好提一句,梅林、西门将会跟我一起写新剧本。”
“好,已经提了,”沃特伯格说,“还有,尤果,容我提醒你,你绝对不能插手制作或导演。那是我们交易的一部分。”
“当然。”克利诺说。
杰夫・瓦艮微笑着靠进他椅子里。“新闻稿就是我们的官方立场,”他说,“但是,梅林,我得告诉你,马洛玛尔帮你写这个剧本时病得很凶。剧本糟糕透了,我们得重写。我有些想法,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现在我们用马洛玛尔来搪塞媒体,你没问题吧,杰克?”他问胡里楠,胡里楠点头。
克利诺非常诚恳地对我说:“我希望你能在这部电影上跟我合作,把它拍成马洛玛尔希望的伟大电影。”
“不,”我说,“我不能那么做。跟马洛玛尔一起写的剧本,我觉得它完全没问题,所以我不同意你们的任何修改或重写,我也绝不会签任何这那样的新闻稿。”
胡里楠流畅地插进来:“我们都清楚你的感受,在这部电影上,你和马洛玛尔非常亲近。我同意你刚刚说的,我觉得太了不起了。在好莱坞,这种忠诚非常罕见。但是记住,你在电影里也有分成,电影成功对你也有好处。如果你不是这部电影的朋友,要当这部电影的敌人,你就要自掏腰包。”
当他说这句话时,我非得大笑才行。“我是这部电影的朋友,所以才不想重写剧本。你们这些人才是电影的敌人。”
克利诺突兀又严厉地说:“妈的,让他走,我们不需要他。”
第一次,我正眼看克利诺,记起了奥萨诺对他的描述。像平时一样,克利诺穿着非常帅气,完美剪裁的西装,好看极了的衬衣,褐色鞋子,看上去很帅。我记起奥萨诺用意大利语里暴发户那个词来形容他。“一个暴发户,”他说,“是一个突然暴富出名的农民,希望成为贵族一员。他一切都做得很正确,学习礼仪,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穿着像个天使。但是他无论穿得多么好看,多么小心谨慎,花多少时间来清洁,他脚上总会沾着那么一小坨屎。”
看着克利诺,我想着这个定义是多么完美地适合他。
沃特伯格对瓦艮说:“搞定这件事。”然后离开了房间,他根本没兴趣跟某个不知名作家浪费时间,参加这个会议是他给克利诺面子。
瓦艮顺滑地说:“梅林对这个项目很关键,尤果。我很肯定,他考虑一番后会加入我们的。杜兰,我们要不过几天再见一次?”
“没问题,”杜兰说,“我会给你打电话。”
我们站起来,准备走。我把那份新闻稿递给克利诺:“你鞋子上沾了东西,用这个擦一擦。”
当我们离开三元文化公司时,杜兰告诉我不要担心,说他可以在一周之内就搞定一切。沃特伯格和瓦艮不会冒险让我成为这部电影的敌人,他们会妥协的,也不会忘记我的分成。
我告诉他我根本不在乎,把车开快点。我知道简奈尔在宾馆等我,在全世界我最想要的就是再见到她,触碰她的身体,亲吻她的嘴唇,和她一起躺着听她讲故事。
我很高兴能有借口留在洛杉矶一周,好跟她共度,我真的不在乎那部电影。马洛玛尔死了,我知道它只会是三元文化出品的又一部次品。
当杜兰把我载到贝弗利山庄酒店时,他把手搁到我手臂上说:“等一下,我想跟你谈点事儿。”
“好吧。”我不耐烦地说。
杜兰说:“很长时间以来,我都想告诉你,但觉得也许那跟我没关系。”
“上帝,”我说,“你要说什么?我很急。”
杜兰有些悲伤地微笑:“是啊,我知道,简奈尔正等着你,对吗?我想跟你说的就是简奈尔。”
“听着,”我对杜兰说,“我对她的一切都很清楚,我不在乎她以前做过什么,曾经是什么人。那对我而言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杜兰顿了一刻:“你知道那个姑娘爱丽丝吗,跟她一起住的?”
“是啊,”我说,“她是个很甜美的姑娘。”
“她是个拉拉。”杜兰说。
我奇怪地预感到了什么,就像我是卡里,正算着牌盒里的牌。“是,”我说,“那又怎样?”
“简奈尔也是。”杜兰说。
“你说她也是拉拉?”我问。
“准确的词是双性恋,”杜兰说,“她喜欢男人,也喜欢女人。”
我琢磨了片刻,然后冲他微笑着说:“没有人是完美的。”我下了车,回到套房,在那里,简奈尔正等着我,我们去吃晚餐前做了爱。但这一次,我没有要她讲任何故事。我没有提杜兰说的话。没有必要。我很早以前就明白过来并接受了这一点,这比她跟其他男人上床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