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诉西勒先生，自己没法跟他一起午餐，但回家路上可以顺路去他的车场。他的车场位于长岛区罗斯林路，跟我在布朗克斯区的廉租房隔了不超过半小时路程。我到那儿时交通还不太忙。我停好车，在车场里四处看那些凯迪拉克，我完全被中产阶级的贪婪动摇了。那些凯迪拉克都美极了，车身修长、铮亮又有分量，有些涂上了金光，其他的则是奶白或深蓝，甚至还有火焰般的红。我还瞧了瞧车的内部那长毛地毯和华贵的座椅。我对车从来都兴趣不大，但那一刻，我无比渴望拥有一辆凯迪拉克。

我走向那栋红砖建筑，路边有一辆蓝色的道奇。要不是他妈的刚刚走过那一排排的凯迪拉克，我一定会爱上这辆很不错的车。我往里看了看，看着挺舒适，但完全不华丽，该死。

简单来说，我就是按照经典的小偷暴发户的风格做出了反应。过去的几个月，我身上发生了某些非常有趣的变化，收第一份贿金时，我非常不高兴，以为会瞧不起自己，因为我一直都为自己从来都不是骗子而骄傲。但我现在为何如此享受这廉价的小受贿者和骗子的角色呢？

真相是，正因为我变成了一个背叛社会的人，我才变成了一个快活的人。我热爱因为背叛作为政府雇员的那份信任而能拿到钱，我热爱诈骗那些来见我的孩子。我带着农民弄到一分钱的那种沾沾自喜，欺骗着，假装着。有些夜晚，我躺在床上睁眼琢磨新法子时，也会好奇自己身上的这种转变。我明白自己是在为了作为艺术家被拒绝而报复，是在弥补自己作为孤儿毫无价值的感觉，是补偿自己完全缺乏任何尘世的成功，以及总体来说我毫无用处的人生。最终，我找到了一件可以做得好的事情——我成功供养了我的妻子和孩子。奇怪的是，我开始变成一个更好的丈夫和父亲，我帮孩子们做作业，停止写作后有了更多时间陪瓦莱莉。我们出去看电影，因为我能付得起请保姆的钱和电影票了。我给她买礼物，甚至还接到了些杂志的活，轻轻松松就写完了文章。我告诉瓦莱莉，所有这些钱都是从杂志的活儿里赚到的。

我是个非常开心的小偷，但脑子里很清楚，清算的那天终究会到来，所以我放弃了买凯迪拉克的念头，满足于这辆蓝色的道奇。

西勒先生的办公室很大，他妻子和孩子们的照片摆在桌子上。没有秘书，我希望那是因为他很聪明地把她支开不让她见到我。我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最怕的就是蠢蛋。

西勒先生让我坐下来抽根雪茄。他再一次问候了我的健康，然后便直奔主题：“你看到那辆蓝色道奇了吗？好车，状态很完美。我可以给你一个真正的折扣。你现在开什么车？”

“一辆1950年产的福特。”我说。

“你可以用那辆车换，”西勒先生说，“你可以用五百块加上你的车换这辆道奇。”

我面无表情，从钱包里拿出五百块说：“成交。”

西勒先生看上去有点吃惊：“你得帮我儿子，这你明白吧。”他有点担心我没有领会他的意思。

我再次震惊于自己是多么享受这些小交易。我知道自己可以对他狠一点，给他我的福特就换来那辆道奇。其实我即使付他五百块，在这笔交易中还是能赚到一千块。但我不相信一个好骗子该压价到底。我仍还有点罗宾汉式的理想，觉得自己是个只从富人手上拿该拿的钱的人。但最让我高兴的是他脸上的担忧，担心我没领会到这是在行贿。所以我非常冷静，完全没有笑容地实话实说：“你儿子一周内就会被招进六个月项目。”

西勒先生松了口气，脸上显出一种崭新的尊重。他说：“我们今晚就会弄齐所有文件，搞定车牌，一切都安排就绪了。”他倾过身子和我握手，“我听说过你的许多事，”他说，“大家对你评价都很高。”

我挺得意。我当然知道他的意思，作为一个诚实的骗子，我有个好名声。总之，这也算件事儿，也是个成就。

当文员们在准备文件时，西勒先生有意识地跟我聊了聊。他想弄清楚我到底是一个人单干，还是少将和上校也参与了。他很聪明，我猜是因为他所受过的商业训练。他先是称赞了我有多机灵，那么快就弄明白了所有事。然后他开始问问题，他很担心那两个军官会记得他的儿子。他们不是得带着他宣誓加入那个六个月项目吗？是的，的确如此，我说。

“他们不会认出他吗？”西勒先生说，“他们会问他为什么这么快就跳到名单前列吗？”

他的担心有点道理，但不多。“我问你关于那辆道奇的问题了吗？”我说。

西勒先生朝我充满暖意地一笑。“当然，”他说，“你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但那是我儿子，我不想看到他因为我做过的事情惹麻烦。”

我的思绪飘向别处，想着瓦莱莉如果看到了那辆蓝色道奇将会有多高兴。蓝色是她最喜欢的颜色，而且她恨死了那辆破旧的老福特。

我逼着自己去思考西勒先生的问题，我记得他的杰里米留长头发，穿着剪裁合身的西服、马甲、衬衫，还戴着领带。

“叫杰里米剪个短发，我通知他去办公室时记得穿运动装，”我说，“他们不会认出他的。”

西勒先生看上去很迟疑。“杰里米痛恨那么干。”他说。

“他也不是非要那么做不可，”我说，“我不应该让别人做他们不乐意做的事情。我会搞定这个的。”我有那么一点点的不耐烦。

“好吧，”西勒先生说，“一切就交给你了。”

当我开着新车回到家里时，瓦莱莉高兴极了。我带着她和孩子去兜了个风。道奇开起来简直就如梦幻，我们还打开了收音机，我的旧福特可没有收音机。我们停下来吃披萨喝汽水，现在这是常有的事，但以前却极少发生，因为我们得小心地花每一分钱。然后我们停在一家糖果店买了冰淇淋汽水，我还给女儿买了个洋娃娃，给两个男孩的则是战争游戏。我给瓦莱莉买了盒施拉福特牌巧克力。我表现得非常好，像个王子般大方花钱。我们开车回家时我在车里唱着歌，等孩子们都上了床，瓦莱莉便跟我做爱，好像我是阿加罕王，刚送给了她一颗硕大无比的钻石。

我仍然记得不得不典当自己的打字机好让我们熬过那一周的日子，那是在我跑去拉斯维加斯之前。打那以后，我就转了运，不需要再打两份工，衣柜的最下层，我以前的旧手稿袋子里塞着两千美金。一桩欣欣向荣的生意很可能让我赚大钱，除非这整件事都被曝光，或全世界都能和平，让那些当权者不用再花大笔钱在军队上。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明白了那些军工大佬、实业家们和陆军将领们的感受：稳定的世界形势将会把我拽回贫困中。倒不是我真想要另一场战争，但当我意识到，我所有那些所谓的自由主义态度都可以分解成：希望俄国和美国不要变成朋友，至少暂时不要时，我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

瓦莱莉打着小呼噜，我并不介意。她非常辛苦，照顾孩子，料理家务，还得照顾我。奇怪的是，无论我多么精疲力尽，晚上总是会醒着，而她总在我之前入睡。以前我会起床在厨房里写小说，给自己煮点东西吃，直到凌晨三四点才回到床上。但现在我不写了，也便没什么要做的了。我隐约地想着自己该重新开始写，毕竟，我既有时间又有钱了。但事实上，我发现自己的生活太精彩，做着生意，收受着贿赂，有生第一次花钱在些愚蠢的小东西上。

最大的问题是怎么藏我的现金。我不能总把它放在家里。我考虑过亚蒂，他可以帮我存去银行，只要我开口，他一定会那么做。但我没法开口，他是如此令人痛心的诚实，而且他会问我从哪里弄的钱，那样我就会向他坦白这整件事。他从未为自己、他妻子或孩子做过任何一件不诚实的事，他拥有真正的正直。他会为我这么做，但他对我的感情会永远地改变。我没法承受这一点。有些事你不能做，也不该做，让亚蒂帮我藏着钱就是其中之一。那可不是一个弟弟或朋友该做的。

当然，有些兄弟你不会问，因为他们会偷走你的钱。这让我想到了卡里，他下次来纽约时，我会问他如何藏钱最好。这就是我的答案。卡里会知道，那可是他的专长。我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我有种直觉，钱会来得越来越快。

那之后一周，我毫无麻烦就把杰里米・西勒弄进了预备役，西勒先生十分感激，于是邀请我去他的店里为我的蓝色道奇换一套新轮胎。我把这当成是答谢，很高兴他是这样一个好人。我忘了他是个生意人。当机械工帮我的车装新轮胎时，西勒先生在他的办公室里给了我一个新提议。

他先是奉承我，带着赞赏的笑容，他告诉我我有多聪明、多诚实、多么的可靠。跟我做生意他十分荣幸，如果我哪天决定离开政府部门，他会帮我找个好工作。我照单全收。在我这一生中，极少有人称赞我，少数的几乎都来自于我哥哥亚蒂和一些不知名的书评家。我根本没有猜到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

“我有个朋友非常需要你的帮助，”西勒先生说，“他有个儿子不顾一切地想要进入六个月预备役项目。”

“没问题，”我说，“让那孩子来找我，说是你介绍来的就行。”

“有个很大的问题，”西勒先生说，“这个年轻人已经收到了入伍通知。”我耸了耸肩：“那他就完全没运气了。告诉他父母，跟他吻别，让他离家两年。”

西勒先生微笑：“你确定像你这样的聪明人也无计可施吗？那可值很大一笔钱，他父亲是个非常重要的大人物。”

“没办法，”我说，“陆军的规定非常明确，一旦收到入伍通知，他就再不能加入陆军预备役的六个月项目了。华盛顿的那些人没这么笨，否则人人都会等着入伍通知再报名了。”

西勒先生说：“这个人很想见见你。他愿意为此做任何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没用的，”我说，“我没法帮他。”

西勒先生往我这边靠了靠。“就当给我个面子，去见见他。”他说。我明白过来。只要我去见这个人，即便拒绝他，西勒先生就仍是那人的英雄。为了四个崭新的轮胎，我可以花上半小时见个有钱人。

“好。”我说。

西勒先生在一张纸上写了地址，然后把纸条递给我。我看了看，那人叫伊莱・赫姆西，上面还有电话号码。我认得这个名字，伊莱・赫姆西是服装业最大的巨头，跟工会有矛盾，跟黑帮有往来。他是纽约社交圈的大人物之一，政客们的买家，慈善项目的中流砥柱之类的。如果他是这么个巨头，为什么却得来找我呢？我问了西勒先生这个问题。

“因为他很聪明，”西勒先生说，“他是个西班牙裔犹太人。他们是所有犹太人中最聪明的，拥有意大利、西班牙和阿拉伯血统，再加上他们的聪明，这一组合令他们成为真正的杀手。他可不希望自己儿子变成某个可以找他帮大忙的政客的人质。他来找你帮忙要便宜得多，也安全得多。再说了，我告诉了他你有多出色。我跟你老实说，现在，你是唯一可以帮到他的人。那些大人物可不敢惹上入伍通知之类的事儿，那太敏感，政客们都怕得要死。”

我想到那个跑到我办公室来的国会议员，他真有胆量啊，或许他正在自己政治生涯的末期，所以根本不在乎。西勒先生谨慎地观察着我。

“别误会，”他说，“我也是犹太人，但西班牙裔犹太人你得提防着，要不然他们一定会以机智绕晕你，所以，当你去见他时，多用用脑子，”他顿了顿，有些疑虑地问，“你不是犹太人，对吧？”

“我不知道。”我说。我想到了自己对孤儿的看法，我们都是怪胎，不认识我们的父母，永远都不会担心自己是不是犹太人或黑人，或随便什么人。

第二天，我给伊莱・赫姆西先生的办公室打了电话，就像有婚外情的男人，我这些顾客的父亲都只给我他们的办公室电话，但他们会有我家里的电话，以保证随时能联络到我。我接到了太多电话，那让瓦莱莉很好奇。我告诉她那些只是我的赌博和杂志工作电话。

赫姆西先生让我午休时去他办公室，我去了。那是第七大道上的服装中心大楼中的一幢，离我工作的武器库大楼只有十分钟路程，在春光中惬意地散个步就到了。我躲开推着挂满一排排裙子的手推车的男人们，有些得意地沉思着，当他们如此艰辛地赚那点工资时，我在紧要关头做点肮脏的文书工作就能赚到几百块。他们中的大部分是黑人，见鬼，为什么不像他们该做的那样在外头抢劫行人呢？如果他们接受过适当的教育，本可以像我一样偷窃而不用伤害人。

进了大楼后，接待员领着我穿过展示着即将到来这一季的新时装，然后，我穿过一扇肮脏的门进入赫姆西先生的办公室套间。我非常惊讶于它的奢华，真的，因为这栋楼的其他部分是如此的肮脏。接待员把我交给赫姆西先生的秘书，一位严肃认真但穿着无可挑剔的中年女人，她带我进了里面的个人办公室。

赫姆西先生身材非常魁梧，如果不是他那身完美剪裁的西装、华丽的白衬衣和深红色领带的话，你会觉得他看上去像哥萨克人。他的脸棱角分明，带着种忧伤的表情，看上去几乎算得上高贵，当然也很诚实。他从桌后站起身，双手握住我的手迎接我。他深深地看我，站得离我非常近，我都能看透他厚厚的粗灰头发。他庄重地说：“我朋友说得对，您有一副好心肠。我知道您会帮我。”

“我真的没法帮您。我很想帮，但无能为力。”我说。我把跟西勒先生解释过的那一整套征兵委员会的事又重复了一遍。我比自己想的更冷淡。我不喜欢有人盯着我的眼睛看。

他就坐在那儿，严肃地点头，然后，就像他根本没有听到我说的任何一个字，就那么继续说下去，声音也悲伤起来。

“我的妻子，那可怜的女人，她的身体非常糟糕。如果她现在失去自己的儿子，那一定会害死她的。他是她活下来的唯一动力。如果他离开两年，她一定会死的。梅林先生，您一定要帮助我。如果您帮我这个忙，我会让您一生都快快乐乐的。”

倒不是他说服了我，也不是我信了他说的话。但他最后那句话触动了我。只有国王和皇帝可以这样对人说：“我会让你一生都快乐。”他对自己的权力如此自信。当然了，我意识到他说的是金钱。

“让我想想吧，”我说，“也许我能想出什么办法来。”

赫姆西先生十分庄重地点头。“我知道你会的，我知道你头脑聪明，心地善良，”他说，“你有孩子吗？”

“有。”他问我有几个，孩子们多大，是男是女。他问了我的妻子，她多大年纪，就像一位叔叔一样慈爱。然后他问了我的家庭住址和电话，好在必要时能联系上我。

我离开时，他亲自把我送到电梯边。我琢磨着差不多完成了任务，完全想不出如何才能让他儿子摆脱征兵委员会。赫姆西先生说的对，我的确好心肠。我好到没有借着他和妻子的焦虑欺骗他们，却又不兑现承诺。我的脑子也够聪明，知道不能跟征兵委员会的受害者较真。那孩子收到了他的入伍通知，再过一个月就要加入正规军。失去他，他的母亲也必须得活下去。

第二天，瓦莱莉打电话到我工作的地方找我。她非常激动，告诉我刚刚收到一个将近五箱衣服的特别快递。给所有孩子的衣服，包括秋冬季外套，都漂亮极了，还有一箱衣服是给她的。所有的都很贵重，我们完全买不起的那种。

“有张卡片，”她说，“是一位赫姆西先生送的。他是谁？梅林，衣服都漂亮极了，他为什么送它们给你？”

“我帮他的生意写了些小册子，”我说，“没多少酬劳，但他确实保证过要送给孩子们一些东西。我还以为他说的是一点小东西。”

我能听出瓦莱莉语调中的快活：“他一定是个大好人。盒子里的衣服肯定超过了一千美金。”

我挂上电话，告诉弗兰克发生了什么，并提到了西勒先生那位凯迪拉克车商。

弗兰克斜了我一眼。“你上了他们的钩，”他说，“那人现在肯定在指望你为他办事。你打算怎么办？”

“见鬼，”我说，“我都想不通自己为什么同意去见他。”

“是你在西勒的车场里看到的凯迪拉克在作祟，”弗兰克说，“你就像那些有色人种一样，只要能开上凯迪拉克，恐怕他们甚至愿意回他们非洲的茅草屋。”

我注意到他话中有一点迟疑。他差点说了“黑鬼”，但改成了“有色人种”。我很想知道那是因为他觉得说那个丑陋的词太耻辱，还是觉得我可能因此被冒犯。说到哈林区的人们喜欢凯迪拉克，我总是不明白为什么人们会因为这个而不快。因为他们买不起吗？因为他们不该为了某种没用的东西而负债累累？但他说凯迪拉克让我上了钩这一点的确没错。就是这个原因令我同意帮西勒的忙去见见赫姆西。在我脑海的最深处，我希望自己也有机会得到一辆铮亮奢华的汽车。

那晚我回到家，瓦莱莉和孩子们为我进行了一场时装表演。她说有五箱，但她没说它们有多大。那些箱子都硕大无比，瓦莱莉和孩子们每人都有十套衣服。瓦莱莉很久以来第一次显得这么兴奋，孩子们也很开心，但在那个年龄，他们还不太在乎衣着，甚至连我女儿也没有很在乎。我脑中闪过个念头，也许走运的话，我能找到个想要躲避入伍通知的玩具厂老板的孩子。

瓦莱莉指出她得买新鞋子去搭配这些新衣服，我叫她先等一等，并提醒自己注意看看有没有鞋厂老板的孩子。

有意思的是，如果那些衣服只是普通的衣服，我会觉得赫姆西先生是像恩人般居高临下施舍我，有点富人施舍穷人的意思。但他那些衣物全是最高档的高级货，无论我收多少贿赂也不可能买得起的那种，至少值五千块而不是一千块。我看了一眼附带的卡片。是张名片，上面印着赫姆西的名字、总裁头衔、公司名称、地址和电话。上面什么都没写，什么信息都没有。赫姆西先生真聪明，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说明这东西是他送的，我也没证据能陷害他入罪。

在办公室时我曾想过，也许我能把东西寄回给赫姆西先生，但瓦莱莉那么开心，我知道不可能这么做。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直到凌晨三点，琢磨着如何让赫姆西先生的儿子逃避入伍通知。

第二天，当我走进办公室时，我做出了决定。我绝不会留下任何一两年后能追查到我的书面痕迹。这事会非常棘手。收钱把人放到六个月项目等候名单的最前列是一回事，把已经收到入伍通知的人弄出来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打电话给征兵委员会，找到那儿的一个文员——跟我一样的小角色。我告诉他自己是谁，跟他讲了我编好的故事。我告诉他，保罗・赫姆西在我的六个月项目名单上，我本来要在两周前征召他，但把他的信寄错了地址。一切都是我的错，我觉得非常内疚，如果那孩子家里要闹，我很可能会陷入大麻烦。我问他征兵委员会那边能否取消他的入伍通知，好让我招募他。我随后会把正式的表格寄到委员会去，以示保罗・赫姆西已经加入了陆军预备役六个月项目，他们可以把他从征兵名单中去掉。我用了自己认为的最正确的语调，没有太焦虑，只是个好人想要纠正错误。我在说话间也加入了点暗示，如果征兵委员会这个人能帮我这个忙，我可以帮他的一个朋友加入六个月项目。

最后这个小花招是我前一晚躺在床上时想出来的，我琢磨着，征兵委员会的文员大概总会被那些即将被征召、想抓住救命稻草的孩子们联系，他们大概时常收到各种贿赂。如果征兵委员会的文员能把他的客户弄到六个月项目里，大概得值一千块。

征兵委员会的那个人非常随和，又乐于助人。我想他根本没明白我的提议。他说当然了，他会收回入伍通知的，没问题。我突然意识到，比我聪明的人大概早就玩过这一招了。无论如何，第二天我就收到了委员会的必要信件，于是跟赫姆西先生打电话，请他把儿子送到我办公室来让他入伍。

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保罗・赫姆西是个轻言轻语的好孩子，非常害羞胆小，至少我看着是那样。我带着他宣了誓，藏着他的文件，直到他收到服役命令。我亲自帮他领了装备。当他去完成他的六个月现役时，他的小分队里没人见过他。我把他变成了一个幽灵。

现在我意识到，所有这些都开始变得更危险，涉及到了有权有势的人，但我这个魔法师梅林可不是浪得虚名。我戴上缀满星辰的魔法帽，开始琢磨一切。总有一天这一切都会曝光，我的形迹隐藏得挺好，除了藏在家里的那些钱。我得把钱藏起来，那是头等大事。我还得找到另一份收入，才能公开花那些钱。

我可以把钱藏到拉斯维加斯的卡里那里，但要是卡里开始琢磨这些钱或是被杀了呢？至于把收入变成合法的，我之前就收到过写书评和帮杂志干活的建议，但我拒绝了他们。我是个纯粹的说书人、小说作家，写别的东西对我和我的艺术而言似乎太屈辱。但是，管它呢，我是个骗子，现在没什么是我不该干的了。

弗兰克邀请我跟他一起午餐，我答应了。弗兰克状态非常好，自由自在，站在世界之巅。他这周赌博赢得很多，钱滚滚而来。他全然不知未来可以改变什么，只相信自己会一直赢下去，这整套贿赂体系会永远存在下去。他从未把自己当作一个魔法师，却相信这是个魔法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