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城里的监狱里只待了一夜。第二天他就被转移了，而且还受到一定礼遇，他的房间朝向旧法院书记室的院子，窗户铁条和门锁都很结实，但是它具备了一名要犯能指望的差不多全部舒适。这里前不久关押过一个被控贪污的市政长官，更早一些，关押的是一名被法国人重金收买的爵爷；不会有更好的拘押地点了。然而，在黑牢里度过的一个晚上已经让泽农惹上了跳蚤，他费了好几天工夫才将它们清除干净。令他吃惊的是，人们同意他让人送来自己的衣物；几天之后，甚至连文具匣也还给他了。但是他想得到书籍的要求被拒绝了。很快，他得到允许，每天可以在院子里散步，地面有时结冰，有时泥泞，陪同他的是那个诡诈的狱卒。然而，有一种恐惧始终萦绕不去，那就是对酷刑的恐惧。这个以治病为业的人一直无法接受的是，竟然有人用一套方法来折磨自己的同类并以此为生。长久以来，他一直训练自己对此漠然置之，不是对痛苦——这种痛苦本身并不比外科手术中伤者的疼痛更难以忍受——而是对将痛苦故意强加于人的暴行。他逐渐习惯了自己的恐惧。如果有一天他不得不呻吟，喊叫，或者像西普里安那样编造谎言嫁祸于人，那么，犯下过失的是那些成功地拆散了一个人心灵的人。但是这种令他无比担忧的恐惧并没有到来。显然是有强有力的保护人介入。然而，这并不妨碍对拷问架的恐惧仍然停留在他身上某个地方直到最后，让他不得不在每次有人开门时都要克制住惊跳。
几年前他来到布鲁日时，以为自己已经在人们的无知和遗忘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将自己的安全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并不可靠。但是，他的一个幽灵大概潜伏在人们的记忆中继续生存；这场风波让这个幽灵浮现出来，比长期以来跟人们擦肩而过的他更加真实。模模糊糊的传闻突然之间凝固了，跟诸如魔法师，背教者，恶棍，外国密探等滑稽的形象结合在一起，无论任何地方，这些想象总是漂浮在愚昧无知的头脑里。任何人也没有在塞巴斯蒂安·戴乌斯身上认出泽农；但事后所有人都认出他来了。在布鲁日，任何人以前也没有读过他写的文章；这些文章如今也没有更多人翻阅过，但是，一旦知道它们在巴黎遭到禁止，在罗马受到怀疑，任何人都觉得有资格诋毁这些危险的天书了。当然，某些好奇并且稍微敏锐一些的人，可能早已猜到他的身份；并非只有格利特一人有记忆和眼睛。但是这些人保持缄默，这样看来他们是朋友而不是敌人，但也有可能他们在等待时机。泽农始终怀疑有人提醒过方济各会修道院院长，或者相反，院长在桑利斯让一位旅行者登上他的马车时，就已经知道与他交谈的这位哲学家写过一部颇有争议的作品，这本书正在广场上被焚烧。泽农倾向于相信第二种情形，这样可以让他在最大程度上对院长的勇气心怀感激。
不管怎样，他遭遇的灾难已经改变了面貌。在一桩有几个见习修士和两三个坏僧侣卷入的淫荡事件中，他不再是一个不起眼的配角；他重新变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公。他的罪状在不断增加，但是至少，他不再是被草率的司法程序匆匆打发的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而塞巴斯蒂安·戴乌斯很可能遭遇那样的情况。碍于棘手的审理权问题，他的案子可能会旷日持久。市政法官在终审时审理属于普通法的罪行，但是主教坚持在这个涉及无神论和异端的复杂案子上拥有最后发言权。一个由国王新近任命的人提出这样的要求引起舆论一片哗然，何况这个城市迄今为止从未有过主教的职位，在很多人看来，此人是宗教裁判所巧妙地安插在布鲁日的帮凶。实际上，这位主教有意通过公正地处理这桩案子，出色地证明自己权力的合法性。帕托洛梅·康帕努斯议事司铎不顾高龄，为这件事殚精竭虑；他建议并且最终争取到让鲁汶大学的两位神学家前来参与旁听，被告曾获得这所大学的教会法学位；人们不知道这一安排是征得主教的同意作出的，还是与他的意愿相违。在某些思想过激的人中间还流行一种激进的意见，认为渎神者属于教廷圣职部在罗马的法庭直接管制，重要的是昭示其理论的背谬之处，最好将他严加看管押送到罗马，让他在圣母马利亚-絮尔-密涅瓦修道院的某个牢房里反省。相反，理智的人们则坚持应就地审判这位在布鲁日出生，然后化名回来的渎神者，他出现在一个虔诚的团体内部助长了混乱局面。这个泽农在瑞典国王的宫廷里待过两年，他也许是北方强国的间谍；人们也没有忘记，他从前还在不信教的土耳其人的国家生活过；应当弄清楚是否如传言所说，他在那里有过背教行为。人们面临的是一桩有多重罪状的案子，这场诉讼有可能持续数年，成为城市体液中的固定性脓肿。
在这一片聒噪之中，导致塞巴斯蒂安·戴乌斯被捕的证词变得次要了。主教原则上反对关于巫术的罪名，他对春药之说不屑一顾，视作无稽之谈，但是某些市政法官对此深信不疑，而老百姓认为事情的关键就在于此。渐渐地，就像所有令无聊闲人一时兴味盎然的诉讼一样，这个案子呈现出大相径庭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法律人士和教会人士眼中的案子，他们以审判为业；另一方面是市井之间编造的案子，他们想看到的是恶魔和受害者。负责调查的刑事长官从一开始就排除了案犯与信奉亚当和至福的天使小团体之间的亲密关系；另外六名犯人否定了西普里安的指控；这些人只在修道院的拱廊或者长街上匆匆瞥见过医生。弗洛里安自吹他引诱伊德莱特靠的是许诺亲吻，柔美的音乐和手牵手围成圆圈，他根本不需要曼德拉草根帮忙；伊德莱特的罪行本身也让堕胎汤剂的故事站不住脚，这位小姐虔诚地起誓，她从未请求过得到这种药，也从未需要加以拒绝；最后，更好的证词是，在弗洛里安看来，泽农是个已经上了年纪的家伙，的确，他沉浸于巫术，但是他出于险恶的用心而对天使们的游戏怀有敌意，他还试图让西普里安脱离他们。从这些前言不搭后语的供词中至多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这个自称塞巴斯蒂安·戴乌斯的人从他的助理口中对蒸气浴室里发生的伤风败俗的事情略知一二，只不过他没有尽检举之责。
医生与西普里安之间有着令人厌恶的亲密关系倒是说得过去，然而街坊邻居对医生的风范和德行捧上了天；在这种罕见其匹的声誉中，甚至有着某种令人感到蹊跷的东西。鸡奸的说法刺激了法官们的好奇心，于是下令就此展开调查：反复搜寻之后，人们认为发现了被告刚到布鲁日时，跟让·米耶的一位病人的儿子过从甚密；出于对一户体面人家的尊重，调查没有深入下去，而那位以相貌英俊著称的年轻骑士早已负笈巴黎，即将在那里完成学业。这个发现可能会令泽农忍俊不禁：他们之间的交往仅限于交换书籍。就算有其他更见不得人的接触，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然而哲学家在他的著作中经常宣扬要运用各种感官进行试验，要调动身体的一切可能性，那些最丑恶的乐趣可以从这一信条中得出推断。推测依然存在，但由于缺乏证据，人们又回到了言论罪。
另一些指控可能具有更迫切的危险性。方济各会的修士们指责医生将济贫院变成了躲避法律追究的逃犯们的据点。在这一点以及其他很多问题上，吕克修士极其有用；他的看法毫不含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弄错了。人们过于夸大了蒸气浴室里的放荡行为；西普里安只不过是个被漂亮姑娘弄得神魂颠倒的黄口小儿；医生无可指摘。至于反叛者或者加尔文派的逃亡者，如果他们中有些人进了济贫院的大门，他们的脖子上并没有挂着牌子，而忙碌中的人有比从他们嘴里套出话来更要紧的事情做。吕克修士作完他一生中最长的发言后退下了。他还帮了泽农另一个大忙。他在空无一人的济贫院里收拾东西时，碰巧看见了哲学家扔掉的那块画着人脸的石头，他将这件不适合乱放的物品扔进了运河。相反，管风琴师对被告不利；关于医生，他们要说的当然只有好话，但是塞巴斯蒂安·戴乌斯不是塞巴斯蒂安·戴乌斯，这件事对他们，对他和他老婆，是一个打击。最不利的事情是他们提到那些滑稽的预言，这两个老好人曾经觉得那么好笑；人们在圣科姆济贫院存放书籍的房间壁柜里找到这些文章，泽农的敌人们知道如何利用它们。
正当抄写员们用粗细笔画誊写汇集起来的二十四条控告泽农的罪状时，伊德莱特和天使们的历险接近尾声了。德·洛斯小姐的罪行不容置疑，处以死刑；即便她的父亲出面也救不了她，而她的父亲跟另外一些佛兰德斯人一起正在西班牙被扣为人质，事后才得知噩耗。伊德莱特死得庄严而虔诚。为了不撞上圣诞节的节庆活动，死刑提前几天执行。公众舆论转变了：美人悔恨的神情和含泪的眼睛令众人深受感动，人们为这位十五岁的姑娘叹息不已。按照规定，伊德莱特因犯弑婴罪当被活活烧死，然而贵族出身使她获得被斩首的待遇。不幸的是，刽子手被她娇嫩的颈项吓得双手发软：他不得不三次重来，行刑之后，他在一片嘲骂声中落荒而逃，木头套鞋和从市场菜篮里捡来的白菜像冰雹和暴雨一样落到他头上。
天使们的诉讼持续时间长一些：人们试图从他们的坦白中得到线索，让一些秘密的邪教分支露出水面，也许还可以追溯到世纪初已遭灭绝的圣灵兄弟会，据说，这一邪教就宣扬和奉行类似的不轨行为。然而弗洛里安这个疯子宁死不屈；酷刑也无济于事，他宣称从未从一个名叫雅各布·凡·阿尔玛吉安的亚当派大师那里接受过异端学说，后者还是个犹太人，是大约五十年前死去的。他没有任何宗教理论，仅靠自己独自一人在肉体的欢愉中发现了纯洁的天堂。人们即便用尽世上的所有钳烙刑也不会令他改口。唯一一个逃脱死刑判决的是吉兰修士，他自始至终装疯卖傻，哪怕受刑时也一样，因而最终被当成疯子关押起来。另外五名犯人跟伊德莱特的结局一样感人。泽农通过他的狱卒收买了刽子手，让他们在火苗触碰到这些年轻人之前先将他们勒死。他的狱卒惯于做这类交易，这种小小的协商也是司空见惯的做法，恰好可以贴补一下行刑者们微薄的收入。这个计策对西普里安、弗朗索瓦·德·布尔和另外一名见习修士成功了，让他们避免了最坏的情形，当然，也并不能免除他们预先经受的恐惧。但是，这个安排对弗洛里安和另一名见习修士却落空了，刽子手没有来得及悄悄过去搭救他们；人们听见他们叫喊了差不多半个钟头。
总务跟他们是同伙，但是他已经死了。一从奥登纳德被带回布鲁日羁押，他就让城里的朋友送来毒药，既然不能将他活活烧死，人们便按惯例焚烧了死尸。泽农对这个阴险的人几乎没有好感，不过要承认皮埃尔·德·哈梅尔懂得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像人一样死去。
泽农是从喜欢饶舌的狱卒那里得知所有这些细节的；这个滑头对两个死囚临时碰到的意外感到歉意；他甚至建议退还一部分钱，尽管这不是任何人的错。泽农耸耸肩。他又暂时抱定了一种无所谓的态度：重要的是保存自己的体力直到最后。然而这一夜他还是未能入睡。他在头脑中为这幕惨剧寻找一剂解毒药，他想西普里安或弗洛里安一定是为了拯救某个人而被扔进火堆的：这件事的残忍之处仍然在于人的麻木，而不是事实本身，从来都是如此。突然，他撞在一个回忆上：他年轻时曾经将液体火药的配方卖给海雷丁埃米尔，他们在阿尔及尔的一场海战中使用过，而且此后可能还在继续使用。这个行为本身不足为奇：任何制造烟火的人都会这样做。这种烧死过成百上千人的发明甚至还被视为战争技术上的一个进步。战争是以狂暴抗击狂暴，是你死我活的战斗，这种暴力与以一位仁慈的上帝之名故意施以酷刑的残暴行为固然不能相提并论；然而，他仍然曾经发明和参与将凌辱强加于可怜的人的肉体，时隔三十年后他才感到悔恨，而海军将领和王公们不过对此微微一笑。还不如尽快走出这个地狱。
人们不能抱怨那几位神学家没有尽责，他们从被告的著作中梳理出了不恰当的，异端的，或者干脆是渎神的言论。他们从德国弄来了《理论赞》的译本；其余作品在让·米耶的书柜里。令泽农惊讶不已的是院长竟然有一册他的《未来事物之预言》。将这些论述，或者不如说将对它们的贬责汇集起来，哲学家饶有兴趣地勾勒出这个基督纪元1569年人类见解的地图，至少是他的思想曾经涉足过的那些晦暗的区域。哥白尼的体系没有被教会弃绝，然而在身着大翻领，头戴四方帽的人士中，最明智的那些人露出一副精明的神情摇摇头，断言那一天为时不远了。这一论断将太阳而不是地球置于世界的中心，可以容忍它作为一种谨慎的假设提出来，但它仍然伤害了亚里士多德和《圣经》，更伤害了人类将自己的居所放在万物中心的需求。一个观点若与按照常理看来的明显事实相去甚远，就会令普通人不快，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用走得更远，泽农凭自己就知道，地球在运动这一观点在多大程度上粉碎了我们每个人为了生存而形成的习惯；他想到自己从属的那个世界不再仅仅是人类寄居的地方，不免感到陶醉；但是这种空间的扩展却会令大多数人感到恶心。比起胆敢用太阳来取代地球在万物中心的位置，更糟的是德谟克利特的错误，即相信世界的无限性，它剥夺了太阳本身的独特地位，甚至否定一个中心的存在，这种理论在大多数人看来不啻是一种阴险的亵渎。哲学家满怀欣喜刺穿天球，奔向这些寒冷而又炽热的空间，但普通人远非如此，在那里他会感到茫然无措，而大胆者冒险证明这个空间的存在，却成为变节者。这些规则同样适用于纯粹观念这一更加危险的领域。阿威罗伊的错误在于，他假设有一个冰冷的神性在一个永恒的世界内部起作用，这一假设似乎夺走了虔诚的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制造一个神的可能，而将愤怒和善意留给人自己。奥利金的错误在于灵魂的永恒，它对当下的经历不屑一顾而令人愤慨：人们固然希望一个由他来负责的幸福或不幸的永生在眼前展开，而不是一个永恒的期限从四面八方铺陈开来，在其中他是一切，却并不存在。毕达哥拉斯的错误是允许动物具有在本质上和物质上跟我们一样的灵魂，这一观点令无羽毛的两足动物更为震惊，后者坚持认为自己是唯一能够永生的生灵。伊壁鸠鲁的错误，就是假设死亡是一种终结，尽管这一假设最符合我们在死尸旁边和在墓地里的观察，却击中要害，它不仅伤害了我们想存在于世界上的贪婪，也伤害了我们相信自己配得上留在世界上的愚蠢的骄傲。所有这些观点都被认为冒犯了上帝；事实上，人们指责的主要是它们动摇了人的重要性。它们的传播者有坐牢甚至更大的危险，也是自然而然。
从纯粹观念重新回到人类行为的曲折道路上，畏惧更甚于骄傲，成为卑劣行径的第一推动力。泽农鼓吹自由运用感官，他毫无蔑视地谈论肉体的愉悦，这种胆大妄为激起众人的恼怒，在这一领域，人们受到很多迷信观念的约束，更受到虚伪的约束。冒险进入这一领域的人，无论他是否比那些激烈的毁谤者更清苦，有时甚至更贞洁，都无关紧要：人们一致认为，世界上的任何火焰和酷刑都不足以惩罚如此恶劣的放荡行为，尤其是精神的大胆似乎加重了单纯的肉体大胆。在智者看来，任何国度都是故国，任何宗教都以各自的方式成为具有价值的信仰，这种无所谓的态度同样令这群思想的囚徒气急败坏；这位背教的哲学家不放弃他的任何一种真正的信仰，如果说对于所有这些人而言他都是一头替罪羊，那是因为每个人在私下，有时甚至在不为自己所知的情况下，有一天，都曾经希望过走出他至死都被封闭在其中的圆圈。起来反抗君主的叛逆者，在循规蹈矩的人们中间同样激起某种怀有妒意的愤怒：他的“不”触怒了他们无休无止的“是”。然而，在这些想法与众不同的妖魔中，最难对付的是那些具有一定操守的人：人们不能完全蔑视他们的时候，他们更加令人生畏。
<b>论玄奥哲学</b>：某些法官坚持认为泽农从前或近期热衷于巫术活动，身陷囹圄的人为了节省体力，本来已经几乎不动脑子了，但是法官的态度促使他去思考这个惹恼他们的问题，也是他一生中作为副业加以关注的问题。尤其在这一领域，博学之士与普通人的看法大相径庭。众人以为魔法师法力无边，对他既敬且畏：他们仍然出于嫉妒而竖起耳朵。在泽农的住处，人们找到的不过是阿格里帕·德·内特希姆的著作，这让他们相当失望，康帕努斯议事司铎和主教也有这本书，还有晚近出版的吉恩-巴蒂斯塔·德拉·波尔塔的著作，主教大人案头也有一册。由于人们在这些问题上不肯放松，主教为了公正起见，坚持亲自审讯被告。愚人们认为巫术是超自然的科学，相反，这一体系令主教忧心忡忡，因为它否认神迹。泽农在这一点上差不多是真诚的。所谓的魔法世界由吸引力和排斥力构成，这些力量服从于尚未破解的规律，但并非不能为人的理解力所认识。在人们认识的物质中，似乎只有磁石和琥珀部分透露了没有任何人探究过的这些秘密，但有一天它们可能会令一切豁然开朗。魔法，以及它派生出来的炼金术，其重要价值在于假定物质的同一性，以至于某些炼金术士认为可以将物质视为光和闪电。人们就这样走上了一条通向远方的道路，然而一切配得上信徒这个名号的人都承认，这条道路充满危险。泽农曾经十分感兴趣的机械科学与这些探寻之间也有相通之处，因为它们努力将对事物的认识转化为对事物，进而间接地对人的作用力。在一定意义上，一切都是法术：关于植物和金属的科学是法术，它让医生得以对疾病和病人产生影响；疾病本身也是法术，它像着魔一样强加于人体，人体有时甚至不愿意被治愈；尖锐或低沉的声音也是法术，它们让心灵骚动不安，或者相反趋于平静；那些几乎总是比事物还要强大的词语，它们具有的狂暴力量更是法术，用这种法术解释《形成之书》里的论断，而不必提及《约翰福音》。环绕在君王身边以及从教堂的仪式中散发出来的威仪也是法术，黑色的断头台和行刑时阴森森的鼓点也是法术，它们让围观者比受刑者更感到迷惑和恐惧。最后，爱与恨也是法术，它将一个人的形象深深印在我们的脑海里，让我们任自己梦牵魂萦。
主教大人若有所思地摇摇头：一个按照这样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宇宙，没有给上帝的个人意志留下位置。泽农表示同意，他并非不明白自己所冒的风险。随后，关于什么是上帝的个人意志，它通过哪些中介起作用，以及它对于神迹的发生是否必要，大家交换了一些看法。比方说，主教认为《物质世界论》的作者对圣方济各的伤痕的解释中，没有任何令人不快之处，在泽农看来，这些伤痕是强大的爱所产生的极致效果，这种爱会在任何地方将爱着的人塑造成与被爱者相似的形象。招致哲学家获罪的不慎之举在于，他认为这一解释是排他的，而不是包容的。泽农否认他这样说过。出于某种辩证论者的礼貌，不过是站在对立面，主教大人随即巧妙地提醒泽农，虔诚的尼古拉·德·库萨红衣主教过去并不赞成围绕显示神迹的雕塑和流血的圣体饼表现的热情；这位令人尊敬的学者（他也推测宇宙是无限的）似乎预先接受了蓬波纳齐的理论，对后者而言，神迹完全是想象力的效果，跟帕拉塞尔苏斯和泽农希望巫术的幻象产生的效果一样。但是，虽说虔诚的红衣主教从前尽量容忍胡斯派信徒的谬误，如今他也许会对如此大胆的观点保持缄默，因为丝毫不想显得要给异端分子和渎神的人提供保证，这些人比起他那个时代为数更多了。
泽农只能表示同意：如今的风气肯定比从前任何时候更不利于言论自由。他用辩证论者的礼貌回敬主教，补充道，认为幻象完全出自想象并不意味着它是“想象的”这个词汇通常的意思：存在于我们身上的神灵与魔鬼都是十分真实的。主教听见这两个复数名词中的第一个，皱了一下眉头，然而他是文人，懂得对阅读希腊和拉丁作者的人应当网开一面。医生已经接着说下去了，他描述自己一直以来密切观察病人产生的幻觉：最真实的人也会在幻觉里出现，有时还会有真正的天界和真实的地狱。回到法术的话题以及其他类似的理论，需要与之抗争的远远不只是迷信，而是愚钝的怀疑主义，它卤莽地否认不可见和不可解释的事物。在这一点上，主教毫无保留地表示与泽农意见一致。最后，他们谈到了哥白尼的幻想：在被告看来，这个完全假设的领域并无神学上的危险。人们至多可以将他的理论斥为假说，因为他将一种与《圣经》相悖的模糊不清的理论当作最合理的解释。尽管主教并未将哥白尼与路德和加尔文相提并论，后两人宣布了一个对约书亚的故事加以嘲笑的体系，但他认为，对于虔诚的基督徒而言，哥白尼的体系不如托勒密的体系易于接受。在这个问题上，他还以倾斜线为基础，提出了一个相当正确的数学上的异议。泽农承认很多问题尚有待证实。
回到他的住处，也就是说监狱，泽农很清楚这场牢狱之灾的结局将是难逃一劫，他对琐细的论辩感到厌倦，设法让自己尽量减少思考。最好用一些机械的活动来占据脑子，以免自己陷入恐惧和愤怒：现在是他自己成了需要支撑和不要感到绝望的病人。他的语言知识派上了用场：他掌握学校里讲授的那三四种书面语言，一生的经历又让他差不多熟悉了五六种不同俗语。他常常感到遗憾，自己将这些不再使用的词语像包袱一样背负在身上：知道十几种用来指称真理或正义概念的声音或符号，未免有一点滑稽。这堆乱麻成了一种消遣的方式：他列出清单，划分群组，比较字母表和语法规则。他想设计一种有逻辑的语言，跟音乐记谱法一样清晰明了，能够有序地表达一切可能存在的事实，这个游戏让他玩了好几天。他自己发明密码语言，好像他要向某人传达秘密消息。数学也很有用：他推算监狱的屋顶上星辰偏斜的位置；他重新仔细计算那株植物每天吸收和蒸发的水量，而它想必早已在配药室里枯死了。
他又想了很久飞行器和潜水器，还有如何用模仿人的记忆的机械来记录声音，他曾经跟里默一起画过装置图，后来自己有时也在练习簿上勾画。然而，给人的四肢加上这些人为延展的部分，也让他产生怀疑：只要潜水者在水下仅仅依靠自己的手段就会窒息，那么钻进一个铁质或者皮革的罩子里进人大洋深处又有何用？只要人体仍然是像石头一样坠落的沉重的一团，那么借助脚踏板和机器上天又有何用？尤其是，这个世界已经过多地充斥着人的谎言，即便找到办法来记录人的声音又有何用？他在莱昂烂熟于心的炼金术图表上的片段突然从遗忘中跳出来。他时而仔细考察自己的记忆，时而考察自己的判断，迫使自己一点点重新回忆起几次外科手术的步骤：比方说他曾经两次尝试过输血。第一次试验出乎意料地成功了，然而第二次却导致了突然死亡，死的不是献血者，而是受血者，似乎从不同的人身上流出的两种红色液体之间，确乎存在着不为我们所知的爱和恨。也许可以用同样的融合和排斥来解释不同夫妻的不育或多育。后一个词语让他不由自主地想起被巡逻队带走的伊德莱特。他精心筑就的防线被突破了：一天晚上，他坐在桌前，茫然地看着蜡烛的火苗，他突然想起被扔进火刑堆的那些年轻修士，恐惧、怜悯、焦灼，以及由一种愤怒变成的仇恨，让他泪流满面却又为此感到羞愧。他不再明白自己究竟为什么人，为什么事如此痛哭。牢狱让他变得虚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