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坐上汽车，以为会赶往医院，她所在的医院是全市最好的医院，不想车轮却往乡下飞驰。到了现场她才知道，所谓抢救云云都是假的，不用抢救了，人已经支离破碎。市委书记守在现场倒是真的，因为人翻下了几十米深的山涧，动员大批人力搜寻遗体遗物。明晃晃的车灯把寂静的山林晃得如同白昼。

大约晚上十点，乌海突然说要回城里，因为家有急事。平常都是司机开车，那天说好了住下，司机就喝了酒，无法驾车。乌海驾驶技术很好，也没喝酒，就说自己开车回去。他是当场的最高领导，谁也劝阻不了，鸡场给了几只新宰杀的小公鸡，送他上路。大约夜里十一点的时候，鸡场有一辆拉货的车返回，路过最险峻的路段，看到悬崖下冒烟，心生疑窦。夜半三更的，又是重车，没有下去看。到了鸡场之后，司机把这话讲给别人听。一般人听了只当说笑，乌海的秘书非常警觉，要求无论如何到现场看一看，鸡场就出车拉他到了悬崖边。只看了一眼，他就确定是乌海的车出事了。马上给市委书记打电话，通知我的时候，人们已经忙活了很久。

看着亲人的尸骸一块块被从草丛中寻找捡拾出来，感觉诡异极了。人们要把我架走，我像钉子一样扎在地上，就是不动。不是悲伤，只是空白。悲伤要到很久之后才出现，在巨大的打击面前，悲伤像银杏树，长得很慢。骇然让所有的感官都麻痹了，虽然捡到的衣服是乌海的，捡到的鞋子也是乌海的，我还是根本不能相信眼前这些残片，就是我那风华正茂的丈夫。市委书记让人把我抬离现场，说这太残酷了，再看下去，人会疯的。我说，我不走。谁要是硬让我走，我就从这山涧跳下去。你不让我看，我才会疯。大家看我鱼死网破的样子，也就不劝了，只是让两个人不离左右地照看我。我突然生出一个想法，这个死了的人其实不是我丈夫，而是另外一个很像他的人而已。这个世界上，开着同样牌子的车，穿着同样衣服和鞋子的人，大有人在啊。我这样想着，就掏出了手机。旁边的人说您干什么？我说，我要打一个电话。他们说，通知乌副市长的父母，您可要想好了再说。要不，老人家受不了。我说，我不是打给他们的。两个人还要问，我示意他们不要说话。

我按了最常用的那个键。突然之间，在死一样寂静的山林里，就响起了悠扬的手机铃声。这是乌海的手机。真奇怪，那么猛烈的碰撞，这个手机被甩出去了几十米，又在风雨中翻滚，居然就毫发未损，声色清脆得如同一套音响。人们循着声音，在一丛湿淋淋的刺棵子中间，找到了乌海的手机，我刚要伸手，人们把它交到了市委书记手上。

书记说，刚才已经找到了一个手机，怎么又出来了一个？

我说，这是我家联系用的专门手机，号码他从未告诉过别人。

书记说，既然是这样，就和工作无关，把手机交给李大夫吧。

我摸着冰滑的手机，那铃声还在无休无止地响着，直到这一刻，我才扎扎实实地感觉到，乌海死了。这堆残骸再不可能是别人，千真万确就是乌海。我一下子就晕了过去，要不是周边两个人手疾眼快地扶住了我，我就凌空而下扎进了山涧。

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了。我手里紧紧握着乌海的手机，手指僵硬如铁。我依旧闭着眼睛，我希望自己就这样一直昏迷着，直到死去，再不醒来。我没有能力面对山崩地裂的变故。

我住在专门的病房，是个套间。屋外的护士不知道我已经醒了，还在有一搭无一搭地说着话。一个说，真够可怜的了。年纪轻轻的，孩子刚上中学。另外一个说，也怪她。第一个说，怪她什么？第二个说，下雨，天又那么晚了，她非要他赶回家，说是有急事。有什么急事啊，看，这不要了命了……

她们说的话，一字一句印在我脑子里。如果不是她们的议论，我还真忘了这个细节。我没有要求乌海回家，我劝他住下，一定要小心。那么，是出了什么事令乌海一定要在暴风雨中匆匆上路呢？也许，是他父母那边有急事？

正这样想着，我听到屋外乌海父母的声音。

让我们进去看看媳妇吧。不能已经没了一个又再没一个啊。老人家凄惶的声音。

不行。她现在非常脆弱，怕受刺激。您老要是真心疼儿媳妇，就让她多缓缓，医生说没有太大的危险，只是要避免一切激动，静养恢复。两个护士几乎异口同声地解释。

我婆婆说，天灾人祸啊。我们来看媳妇，也要问问她，下那么大的雨，她为什么一定要他往回赶呢？酿成这么大的祸，白发人送黑发人啊……

他们走了，我却是从来没有过的清醒。看来，也不是公公婆婆那边出了什么事。那么，到底是什么缘故让乌海在黑漆漆的雨夜匆忙上路？

我不知道。

可是我必须知道。我躺在床上，把手机打开，看到最后一个来电时间停留在二十二点三十七分。如果按照当时搜寻残骸的人们估算，乌海的车就是在这个时刻倾覆的。

这是谁？一个我从未见过的电话号码。

这部手机是我和乌海为家事联系的专用电话，他从未把号码告诉过外人，这个来电者不是我们家族的人。我又查看了乌海的手机，这个号码在二十二点差一分的时候，也给乌海来过电话。算起来，就是在乌海决定冒雨回城之前。也就是说，很可能就是乌海收到这个电话，才做出了回城的决定。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电话。只是，这是谁呢？

我要搞清楚。在病房里，我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看顾，或者说是照料，我不可能在这里调查。我按响了床头的呼叫灯。

护士欣喜地走进来，说，您终于醒了。

我虚弱地说，好多了。谢谢你们。

护士说，多少人为您担心呢。

我说，我想自己到花园里转转。

护士说，这我们可做不了主。

我说，你们请示一下医生，就说我想到外面散散心。

护士一溜儿小跑叫来医生，医生做了一番检查，说我的生命指征都还好，同意了我的请求。我一个人到了小花园，正是开晚饭的时间，花园里很安静。我拨响了那个号码。

很久很久，都没有人接，但电话是通畅的。在我的耐心几乎用完的时候，一个女子的声音传了过来：这才几点啊，就打电话来，还要不要人活了？

我看看表，晚上六点。我说，你是谁呀？

对方伶牙俐齿地说，你给我打电话，你凭什么问我是谁啊？我要问你是谁啊？

话说到这个分上，我基本上明白乌海是接到了一个打错了的电话。我体乏手抖，不想和她啰嗦下去了，刚要挂断电话，她好像突然睡醒了，说，哦，我知道你的是谁的电话了。他怎么啦？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了？我那天晚上等了他一夜呢！

这番话，说得我一头雾水。这是一个什么女人，为什么和乌海这样熟络？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想到这里，我想我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稳住这个女人。我对她说，我是乌副市长的好朋友，是他绝对信得过的人。受乌副市长之托，我有要事需尽快告诉你，请你约定一个时间地点见面。

我知道乌海之死的消息还没有通报公众，因为要排除有人暗害的可能性，公安部门还在调查中，一般人并不知实情。

那边的女子很痛快地定了一个小时之后在茶楼见面。

我怎么才能认出你来？我问。

他没告诉你吗？女子有些纳闷地说。

我心如刀割，说，没有告诉。你知道他很忙。

女子说，我穿一双红袜子。

我回到病房，对护士说，我要到街上去一下。

护士为难地说，这可不行。

我说，我一定要去。因为这事我父母还不知道，我要想想怎么亲口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是从别人嘴里知道了这事，也许会出人命的。我的情况已经恢复了，我还有很多事要处理。如果你们不让我出去，我就再也不回到这里来。而且，我还是会走。

两个护士只好千叮咛万嘱咐，要我小心，我一一答应下来。紧赶慢赶到了茶楼，我先定了一个靠窗的小茶室，狭小到只能坐下两个人。然后到大门口去等。

一个穿红袜子的女人。她到底是谁？她和乌海是什么关系？好奇像一道金边镶在了悲痛的四周，让悲痛更加醒目。

一个又一个的女人走了进来，她们穿着白袜子肉色袜子，还有穿黑袜子和没穿袜子的，但是没有一个女人穿红袜子。我等得有些绝望，这不会是一个恶意的玩笑吧？愤怒地拨通了那个电话号码。

一个女人夹带着悦耳的手机铃声走了进来，她的袜子上嵌着两道红边。看到我，她走了过来，伸出手说：“让你久等了。”

贺顿说：“今天就到这里吧。在我们没有讨论完之前，请你不要采取任何不可挽回的措施。”

李芝明说：“什么叫不可挽回？”

贺顿说：“就是你以后也许会后悔的举措。想要破坏不必着急，破坏永远来得及。”

乔玉华有点佝偻，病痛的折磨让她不能挺直腰杆。领导的威严和行将就木人的智慧，奇妙地交织在一起，令人仰视。贺顿对自己说，不要退缩。如果你退缩了，你就帮不了她。

“我很想知道，为什么是一百零一个洋娃娃？而不是一百零二个或是九十九个？”顿问。

“这不是问题。洋娃娃是一个又一个买来的。买的时候很随意，喜欢就买。买得多了，就数一数。数完了也记不住，有的时候多一个有的时候少一个。并不是特意凑的数。”乔玉华胸有成竹地回答。她稍稍拱起的背部，仿佛一只栖息的蝎子，静静地举着尾巴，微笑着蹲踞在路旁，等待着贺顿经过。

“这是一个问题。”贺顿寸步不让。

“你说是问题就是问题啦？我不服气。我到你这里来，不是为了生气，是为了讨个主意。你如果没有主意就算了，犯不上故意找出个话题来说三道四。”乔玉华反驳。

老年人都是固执的。但心理师认准了的道理，会更固执。贺顿说：“一百零一个，这是个非常有意义的数字。在这后面，一定隐藏着什么。”

“没有。没有隐藏。我就要死了，一个快死了的人，没有任何隐藏。”

“您不要把话说得那么绝。这样，就封闭了一切可能性，我们就很难找到出口。想一想吧。我觉得一定有一扇门藏在一百零一这个数字后面，找到了它，我们就可能有了出路。”贺顿热切地说。她对老年人，特别是濒死的老年人，总是怀有深切的眷恋。

姨妈病了，托人带信来，说临死前想见妈妈一面。贫穷是一种奇怪的东西，会让亲情要么变得很淡，要么变得很浓。妈妈和姨妈家分属不同种类。当绛香家非常贫困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姨妈在哪棵树下乘凉，现在妈妈有了一个能充当长期饭票的男人，姨妈也就重新浮出水面。妈妈对这一切心知肚明，但同胞手足的呼唤总是令人难以抗拒，再加上病入膏肓。死亡有大于一切的魔法，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妈妈以最大热忱准备探亲的用度，直到最后一刻才想到绛香怎么办。

“你到村头的李婆婆家住几天。”妈妈说。

“几天呢？”绛香问。

“不知道。”妈妈说。

“姨妈会不让你回来吗？”绛香问。

“不会。”妈妈回答。

“那你怎么不知道自己几天才能回来呢？”绛香不解。

“因为不知道你姨妈的病是好是坏。”妈妈回答。

“好了会怎样呢？”

“好了妈妈就很快回来了。”

“坏了会怎样呢？”

“坏了妈妈也会很快回来。”

“几时能好呢？”绛香问。

“不知道。”

“几时会坏呢？”绛香再问。

“不知道。”妈妈再回答。

于是绛香不再问了。她很伤心，因为她知道妈妈此刻只想着姨妈。那个她从来也没有见过的女人。绛香乖乖地到李婆婆家去住。在这个村子里，只有李婆婆不嫌弃她们娘俩。

绛香在妈妈走的头一天，到了李婆婆家。第二天早上，绛香在送妈妈的路上，说，我不到李婆婆家去了。妈妈大惊，说为什么？绛香说，李婆婆的腿是烂的，骨头碴子都变成黑的了。妈妈松了一口气说，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腿烂了是老毛病，不传染，你放心住好了。绛香还想说，你一走我就跑回家，可是她没说。她是个乖巧的女孩，知道这样说了，妈妈就会不放心。她没有什么送给妈妈的礼物，就送一个放心让妈妈带着上路吧。

妈妈走了，带了卤好的猪心猪肺猪肠子猪肚子，这都是妈妈这些天不让绛香吃，攒下的。长途汽车等了很久才来，妈妈上车的时候，对绛香说，听话……妈妈含糊其辞，没有说清是听她的话，还是听李婆婆的话，还是听“长期饭票”的话。总之，绛香决定谁的话也不听，只听自己的话。

放学之后，绛香到了李婆婆家，对半聋的老人说，我今天晚上不来了。李婆婆说，哦哦，你妈妈今天没走成啊？绛香就学她的声调，说哦哦。李婆婆就不再问了，专心敲打着她发黑的腿杆子。

苏三先生戴着鸭舌帽和硕大的遮阳墨镜来了。当时阴天。

寒暄之后，贺顿问道：“真的是血吗？手心和额头？”

苏三说：“不是血。可是在我心里，它和血是一样的。甚至比血还可怕。”

贺顿说：“请继续说下去。”

苏三说：“和外国人的谈判也就罢了，原则是事先制定好的，和谈判人员的临场发挥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可是，在日常的工作中，影响就太大了。我没有办法清楚地阐释自己的观点，以至于一些非常有价值的意见得不到支持，当然也就形不成决议，得不到实施，给工作造成了巨大损失。”

贺顿回应：“你很想改变这种状态，很大的成分是为了工作着想？”

苏三说：“基本如此。不过，我没有你想象的那样高尚。”

贺顿说：“苏三先生还有什么更隐秘的动机？”

苏三说：“你不会笑我吧？”

贺顿说：“我哪里会笑话您？对于说实话的人，我会敬佩。”

苏三说：“好，那我就告诉你。我想当官。这种发言恐惧症，严重地影响了我的升迁。”

贺顿说：“你非常在意升迁这件事吗？”

苏三非常郑重地说：“是的，非常在意。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来找心理医生的原因。如果你对别人说自己很想当官，所有的人都会嘲笑你，如果你说自己想去偷东西，反倒没有那么多人惊讶。连我老婆都不理解我，她是做生意的，我们家有很多钱。她说我们早已超越了小康，到了大康特康的程度，我什么都不干，也可以过非常富足的生活。可是我不想这样平庸地活着，我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古代酋长的儿子，很想掌握更大的权力，在危机的时刻挺身而出，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说得更大一点，为世界贡献更多的力量，为更多的人谋福利。做一个政治家，这就是我的理想，你会笑话我吗？”

“不不，我不会笑话你，相反的，我很佩服你这种勇气和献身精神。你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是为了人生的目标和理想。”贺顿赶忙回应。这并不完全是一个技术性的策略，而是她的真实想法。在这间心理室里，很多人谈出他们的苦恼，谋求改变。像这样为了众人之事，思谋改变自己的毕竟是少数。

“谢谢你这样理解我。”苏三宽慰地舒展了一下眉头，紧接着眉宇又绞在一起，说：“口才限制了我。在现代，一个政治家没有好的口才，就像一个女子没有好的身材要当模特一样，这是万万不可能的。为了口才，我非常苦恼，这是一种智慧和才能上的残疾。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我？”苏三求贤若渴。

贺顿说：“恕我直言，我觉得您谈的很可能是一个伪问题。”

苏三先生大惑：“此话怎讲？”

贺顿说：“在我和您谈话这么久的时间里，我没有发觉您的口才有任何问题。”

苏三先生不满地说：“我不是已经跟你讲过了吗，和一个人谈话，或者是人比较少的场合，我没有问题。”

贺顿说：“对啊，您刚才说这是一个智慧和才能上的残疾，我们知道，如果是一个腿有缺陷的人，不管是他一个人行走，还是当着几个人或者更多的人行走，他的腿都会一瘸一拐，是这样的吧？”

“是。”苏三回答。

“所以，我不同意您说的这是智慧和才能上的残疾的判断。如果您想改变这个局面，首先要在这个层面有所改变。”贺顿说。

苏三先生回答：“您以为我不愿意改变这个认识吗？非也！我对自己说过一千遍一万遍了，包括那种运动员上场时常常给自己鼓劲的话，比如，就当别人都是白痴，你是世界上最棒的等等，我都试过了，可是有什么用呢？我不是世界上最棒的，我不能自欺欺人，如果我连这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我还算什么政治家？我越是对自己说不要紧张，我就越紧张。而且，到那时候，非但心脏不争气，跳得乱七八糟，好像变成了无数颗小炸弹，潜伏在我的眼珠后面，耳朵里面，手指尖上，连脚心的涌泉穴都能感觉到心脏的狂跳。如果说，心脏难受还可以忍耐，但最要命的是我的膀胱也跟着捣乱，好像马上就要爆炸，所有的水都会流出来。你知道，这是非常恐怖的预感，如果我在那种森严壁垒的场合尿了裤子，简直就是奇耻大辱。所以，不管当时正在进行着何种重要的交涉，我必须要起身到卫生间去。绝大多数时候，我只能排出几滴液体，连一只蚂蚁都不能淹没。对此，我非常痛苦，但是无能为力。我去看过医生，以为是前列腺的毛病。当医生做了一系列的检查，告诉我前列腺非常正常的时候，我失望极了。我希望是前列腺的毛病，那样我还有救，很可惜，不是。现在，谁来救我呢？”

苏三先生绝望已极，睿智的目光中居然出现了点点水汽，贺顿明白他的确非常伤心。

贺顿说：“不要着急，我们一起努力吧。我现在想知道的是，您这种发言恐怖，有多久了呢？”

“总有几十年了吧。”苏三先生回答。

“具体是从什么时间开始的？”贺顿刨根问底。

苏三说：“那可记不清了。从前的事，就不要翻旧账了，它们不重要。我要解决的是眼前。”

贺顿说：“不错，我们要解决的是眼前。可所有的眼前都是从早年那里遗传来的。我们的记忆从来不会真正忘记什么东西，它们只是储存在那里。”

苏三半信半疑说：“有那么严重？”

贺顿说：“比你设想的还要严重。”

苏三说：“我知道很多心理师就是刨根问底，好像不把你的祖宗从坟里揪出来就没法解决问题。我劝你趁早死了这条心，我父母和睦生活幸福，我自小上学上班一路顺风顺水。如果你还有其他的法子就请一试，如果没有新的招数，我劝你不要浪费时间了。”

贺顿还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油盐不进的来访者。有的人虽然怒火冲天也不配合，但那是因为他们本身积重难返，并不是成心同心理师针锋相对。苏三先生真具有政治家的素质，喜好掌控全局。贺顿必须把他从这种状态里拔出来，回到咨询者的本分上。

贺顿说：“您似乎看过不少心理学的书籍？”

苏三说：“不敢说不少，一些吧。”

贺顿说：“有这样一个观点不知道您看过没有？”

苏三说：“请讲。”

贺顿说：“那就是——即使在那些被精心照料的孩子那里，精神创伤也是不可避免的。”

苏三说：“我不知道。这是谁说的？”

贺顿说：“这是弗洛伊德说的。”

苏三说：“他说的也不一定是真理。”

贺顿说：“是不是真理，并不是最重要的。我想您到我这里来，掏了那么多的钱，就算你对金钱不在乎，但你还花了那么多时间。对于一个愿意担当治理众人之事的政治家来说，浪费时间就是谋杀事业。”

这席话让苏三频频点头。贺顿继续说：“所以，让自己的口才发挥得更好，是您的事，不是我的事。为了这个目标，咱们要共同努力。”

苏三说：“你的意思是咱们要死马当活马医，试一试？”

贺顿说：“我不觉得您是死马。您既然来求助于我，我现在想到的方略，就是想知道您出现发言恐怖的最早年代是什么时候？”

苏三陷入了沉思。半晌之后说：“我想起了一件事情。当时，我并没有出现明确的症状，只是以后越来越严重。”

贺顿宁静地追问：“能够详细地讲一讲吗？”

“可以。”苏三舔舔嘴唇，突如其来的焦渴，让他有些不知所措。贺顿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现象，心中大喜，觉得此一方向很有希望。

“可以喝水吗？”苏三问。

“不可以。”贺顿断然拒绝。

“你们这里怎么像纳粹集中营，连水都不供应？”苏三大不满。

“这是为了你的利益。你现在感到口渴，这并不是你身体里面缺水了，是你感到马上要说出口的话，让你紧张，口干舌燥，难以启齿。如果你喝了水，这种紧张被冲淡了，就像临阵脱逃。”贺顿细说分明。

“不喝就不喝吧。”苏三先生只好放弃喝水的渴望，继续进入那潜藏至深的记忆。